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人物塑造，尤其是功德林所长王英光，其历史原型或许是姚伦与一位姓蒋的管理干部（文强称其为蒋大胡子）的结合体，蔡守元的原型无疑是桂系将领张淦，而叶立三的历史原型，或许是韩浚，但这一推测尚存争议。刘安国乍一看，与投身南昌起义、后又在军统局任职的文强颇为相似，但细究起来，文强绝非刘安国的完整历史原型：他能凭借一番话吓晕王耀武，这是事实，但电视剧中刘安国所为的三件事，文强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更无法演绎。

我们之所以认为刘安国的一半原型源于文强，起因在于所长对副所长马玉和的那段话：刘安国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三十年代初期，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这段履历与文强的经历出奇相似：1925年8月，文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次年1月同时加入国共两党，3月公开身份脱离国民党，1927年参与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担任少校连长，军衔甚至比同期黄埔四期的林同学高一阶。文强在1930年曾担任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领导着二十三个县的红色根据地，这便是王英光口中相当的职务。尽管刘安国在战犯管理所里也颇为固执，不轻易认错，但文强则不具备那样的固执，他与所长姚伦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刘安国那两番引人注目的话语，吓晕杜聿明和王耀武，一半是真情流露，一半是刻意为之：关于吓晕王耀武的事件，黄济人在他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确有记载，而用犀利的话语刺激杜聿明，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文强第一次见到被俘的王耀武时，王耀武正站在水井边打水，两人四目相对，文强仿佛看到了昔日的敌人，他脱口而出：你与国防部的人很接近，我被俘后，共产党叫我在电台上讲了几句，不知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王耀武听到这句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中的水桶也叭地一声掉进了井底。文强在《口述自传》中也证实，他在山东潍坊与王耀武重逢，站在门口迎接他的人，正是王耀武。当时在解放/军官/教导团里，战犯们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十几个中将级别的战犯组成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除了外出需要陪同，其他自由活动不受限制，可以随意串门，如果对食堂的饭菜不满意，甚至可以自己采购——因为解放军不搜查战俘的腰包，所以他们都相对富裕，可以尽情购买。文强在教导团里专门烹制湖南菜，王耀武则负责厨房的卫生，还有一些年轻力壮的战俘负责挑水劈柴。那番惊魂之言，就是在他和王耀武在水井旁交锋时说出的，差点将王耀武吓得掉进井里。

文强确实能用话语让王耀武面如土色，但他绝不会通过言语去嘲讽打击杜聿明，因为他们不仅是老朋友，更是上下级关系：文强被俘前的职务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而杜聿明则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全权负责前线指挥部。文强之所以能从长沙调往徐州，正是杜聿明力邀的结果，为了将文强聘为自己的副参谋长，杜聿明不仅打通了老蒋的关系，还亲笔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长信，表达了自己对参谋长舒适存的不信任，希望文强能够全面负责参谋工作。文强和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共同经历患难，被俘后，杜聿明还特意安排管理人员为文强送去十包骆驼牌香烟。文强了解老蒋对王耀武的批评，但他不可能知道杜聿明战败后在南京的流言蜚语——他们是同一战役的战俘，杜聿明不知道的事情，文强也无从得知。吓晕杜聿明就是我们所说，刘安国能够做，而文强绝不会做的事情。

文强与杜聿明的关系，在东北时期就已十分融洽，作为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杜聿明对文强也颇为欣赏和信任。文强升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职务，正是杜聿明的提拔。杜聿明若不是欣赏文强的才干，不会费尽心思将他招揽到麾下，而文强也对杜聿明心怀感激，更重要的是，杜聿明在辽沈和淮海两战皆败，文强自己也有责任，他怎会讽刺打击杜聿明？在东北时期，杜聿明负责军事，文强则负责情报（整个东北的特务机构都是文强筹建的），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负责前线指挥作战，文强则相当于他的首席谋士，两人都是各负其责的中将，出了问题，谁也难以独善其身。刘安国能够做而文强不能做的第二件事，莫过于出卖王英光并导致彭雪牺牲——电视剧中使用的措辞并不准确，即便刘安国真的将王英光夫妻的行踪告诉宪兵队，那也只是另一种说法。文强当然不可能出卖王英光，因为抗战胜利后，文强一直在北方工作，更不可能是军长陈瑞章的部下——黄百韬手下有一个军长叫陈士章，或许是指陈瑞章的历史原型，无论如何，真实历史中的军长陈士章，见了文参座都要敬礼。

纵使文强真的抵达上海，并目睹了王英光夫妻一样的地下工作者，他也会选择视而不见，即便无法避免，也会暗中提供掩护。据《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记载，文强不止一次地保护过我方人员，在担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期间，他对待杜聿明交给他的三个我方团级干部十分不错，在淮海前线当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期间，徐州剿总第二处抓住了七个准备突袭杜聿明指挥部的武工队员，也是文强悄悄释放并护送出蒋军阵地的。二处正是军统（保密局）在军队中的机构，那个二处处长想将七个武工队员全部枪杀，但执行前必须经文参座的签字批准，结果文强勃然大怒：你们这些人糊涂！判断错误啊。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我看他们就是几个农民嘛，杀了俘虏，违反国际公法啊……你们看着我干什么？赶快把俘虏押回去，跑掉一个人，我杀你们的头！那个姓李的处长也十分精明，立即领会了老前辈文强的意图：我让熊笑三的第二兵团开个口子，假装我们有任务，把这七个人派出去。咳，把他们都放了，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李处长从熊笑三的第二兵团第五军开个口子，将七个人全放了，邱清泉打电话询问，文强则摆出参座的架势：另有任务，是我批的，我负责。

邱清泉与文强一向关系不错，现在又是名义上的上下级关系，所以也就不再过多追问。后来，杜聿明首批特赦遇阻，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杀害了七个武工队员，文强出面作证，有关方面找到了那七位武工队员，杜聿明对文强表示十分感激：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文强始终不曾承认自己是叛徒，理由是自己从未出卖或杀害过任何过去的战友，他加入军统后一直潜伏于日伪之中，从事谍战活动，有时甚至与我方潜伏人员合作，各自井水不犯河水，内战爆发后，他已经脱离了特务系统，成为了参谋长，从事的是参谋工作。刘安国能够做而文强不能做的第三件事，莫过于在认错时落泪，他在《口述自传》中坦承，自己最终也没有写下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中间一段内容较为敏感，省略）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根据文强的叙述，如果当年他肯承认错误，根本就无需等待1959年的特赦，更不必等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获释，但他始终无法服气，最终只好进了功德林。文强虽然性格倔强，但内心深处却非常重视师生关系和亲友关系，在1975年被特赦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去任何地方，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工作，每当师友们辞世，文史专员办公室的追悼会，都是文强亲自筹办和主持。 显然，《特赦1959》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以真名实姓登场的，只有刘安国、蔡守元、叶立三、陈瑞章等人需要进一步考证其历史原型。笔者现有的资料尚不全面，相信各位读者对文强了解更多，那么，文强究竟有哪些著名的亲友、老师、同学，您们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