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之俊，吴江人氏，万历四十七年金榜题名，步入仕途。然而，当他身处崇祯朝末年，位至兵部右侍郎，纵然官阶不低，命运却并未因此格外眷顾。人们提及他，或许更多的是对清军入关后的一段情景印象深刻——那份向多尔衮递交的投降条件，被后人凝练为简短的十句箴言，十从十不从。 这十句看似荒诞，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官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 或许，这并非单纯的臣服，更像是对两种文明交融的无奈预言，一种对既成秩序的试探。 传说多尔衮欣然允诺，金之俊也因此得以降附，并旋即参与机密事务。然而，在《满清外史》中，我们却看不到金之俊是否有资格提出如此严苛条件的底气。最初降附之时，他并非备受重用，只是被委以原职。可见，十从十不从更像是一种后人对满清与中原在妥协中损失的部分价值的总结，是历史的哀婉叹息。

对于金之俊而言，仅仅回到原职，显然无法满足他求取重视、渴望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他深知，唯有改革，方能赢得新的机遇。因此，他汲取历朝的经验教训，向多尔衮献上了多项务实建议。 首先，他恳请减免京师附近百姓的田租，既可以减轻民生压力，也能争取民心，对于根基尚浅的满清而言，这是一举两得的策略，能在京畿地区稳固统治。 其次，他建议赦免归顺的流寇，并奖励那些献出寇首者，此举旨在瓦解流寇势力，加速对京畿大顺军的清剿，同时也能为新王朝树立威望。 此外，安抚和重组流民，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生产，也是一项常态化的政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积极举荐前明贤才，例如丁魁楚、丁启睿、练国安、房可壮等，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才能和特长，希望让对前明情况一知半解的多尔衮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人才。同时，他毫不留情地弹劾了通州道郑煇纵容盗寇、三关总兵郝之润侵贪百姓，以期赢得护民声望，更可作为满清军队入关劫掠的借口。 这些务实且充满远见的建议，自然赢得了多尔衮的青睐，不仅全部被采纳，还被他当众褒扬。 然而，金之俊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华夷之别是中原王朝的核心观念，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过渡期，他建议摄政王采取隔离政策，严格限制旗人经商和官员私离京城，企图通过减少满汉的直接接触，降低矛盾的产生。

然而，当顺治皇帝继位后，他幡然醒悟，意识到金之俊的用心良苦，却也深感不安，对金之俊恨之入骨。而《满清外史》中对金之俊的描述，也暗示着他可能并非出于善意。或许他有意愿减少满汉冲突，但最终的结果却将满族隔离在京城和屯城之中，让他们如同被圈养的朱明皇族一样，迅速堕落。 这种隔离政策也间接扼杀了满汉同化的可能性，让满汉之争成为清朝始终存在的矛盾，并最终加速了清朝的覆灭。 顺治二年，京师米价飞涨，民生困苦，金之俊及时请设漕运总督和漕运御史，以恢复南北漕运，增加京畿的粮食供应。他随即又提交了漕政八事，为漕运的细节提供周密的建议。朝廷采纳后，金之俊的功绩得到认可，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 上任后，他更加勤勉，总结前明官制得失，并献上了酌改进士铨选之制，为满清逐渐转向科举选官之路贡献了力量。

虽然能力出众，但多尔衮始终对他有所保留，直到顺治五年才将其擢升为工部尚书。 顺治七年，金之俊治丧归乡休养了一年，多尔衮仍未重任。 然而，顺治皇帝却将金之俊的贡献铭记于心，而他对多尔衮的抵触，更深得顺治的青睐。 顺治亲政后，金之俊的春天终于来临。 顺治八年，他升任兵部尚书，兼少保和太子太保。 然而，好景不长，顺治十年，由于任珍的旧案被追查，而金之俊任职期间，被指控存在失察和受贿嫌疑。大学士陈名夏建议对其处以死刑。顺治皇帝却从宽处理，只罚俸一年。 金之俊不甘心，上奏朝廷，请求修改刑律，提倡实证，避免滥用籍没，以免殃及无辜。顺治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随后，金之俊被调任吏部尚书，并担任国史院大学士和会试主考官，真正步入了朝廷中枢。

顺治十二年，年迈的金之俊乞求告老还乡，但顺治不肯，派人绘制了他的画像，以表达对他的不舍。 顺治十三年，皇帝特地谕告朝廷重臣，告诫他们不要轻易请退，以免失去人才。金之俊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顺治十六年，清廷为崇祯皇帝立碑，金之俊被委任为撰写碑文，并授予了太保兼太子太师衔。 再次请求还乡的请求依旧被否决。 顺治十七年，金之俊不料坚持自行返乡，却又被顺治下诏令其回朝。尽管未按皇命行事，顺治却未追究，反而授予了他太傅衔。可以说，顺治亲政后，金之俊的地位一路飙升。 康熙元年，金之俊终于迎来了退休的机会。 康熙九年，他病逝家中，被追赠谥号为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