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万水千山只等闲之“四渡赤水”——长征中的军事地理解读之四

1935年1月初，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然而，自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后，蒋介石便调动国民党中央军与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军阀部队，从各个方向进逼黔北，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在面对40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至4月，红军“四渡赤水”，数十万国民党追兵被红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走，一再扑空。

“四渡赤水”的胜利，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与地理条件有机结合的典范。复杂地形并未成为红军的绝对阻碍，反而被转化为克制强敌、争取主动的战略资源：红军以地理为兵，用多点渡口拓宽路线选择，用山地气候遮蔽作战意图，用崎岖地形抵消敌军优势；而国民党军则被地理环境束缚手脚，装备、机动、侦察优势尽数受限，最终无法完成围歼红军的战略企图。

↑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2021年5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四渡赤水”背景

1935年1月初，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当时，遵义是黔北土产集散地，汉、苗、仡佬等各族商旅云集这里，城市较为繁华。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那么，红军是不是可以在遵义一带结束长征，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呢？

↑这是1928年拍摄的贵州遵义城区。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当时的战场形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自从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后，蒋介石便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可能有两个，一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二是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基于这种判断，蒋介石调动国民党中央军与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军阀部队，从各个方向进逼黔北，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到1935年1月中旬，红军的处境已变得非常险恶。在南线，黔军正蠢蠢欲动，妄图从红军手里“收复失地”，其两个师已进逼遵义南部，另一个师则向湄潭（位于遵义以东）进攻，企图从东、南两面威胁红军；在黔军的后面，还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多达8个师，他们已经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进至乌江南岸。在西线，3个旅以上的滇军正向云南昭通、贵州毕节地区开进，拦阻红军西进。在北线，川军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10多个旅的重兵集结于川黔边境，先头部队已到达松坎（在桐梓以北），防止红军进入川南。在东线，湘军进入黔东，沿乌江东岸布防，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鄂军1个师又1个旅沿乌江下游布防，防止红军东返。甚至桂军也出动了2个师，进至黔南的独山、都匀一线，作为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共约40万人，相当于当时的中央红军（3.7万余人）的10倍多，兵力对比悬殊。

面对敌军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之后决定，中央红军迅速脱离遵义地区，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另图发展。

“四渡赤水”之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所谓赤水，指的是赤水河。它是长江上游南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境内，入贵州境内后，经毕节、金沙、仁怀、习水、赤水等地，至四川合江汇入长江。全河穿行于川、黔、滇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数百里。

↑赤水河流域范围示意图。（资料图片）

从1935年1月19日起，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属贵州习水）、赤水方向前进。土城战斗打响后，1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赶来围堵、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果断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隶属四川）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红军在运动中寻求战机，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起“四渡赤水”时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机动，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红军由二郎滩、太平渡等东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此役，3月28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并于31日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佯攻息烽，前锋威胁贵阳。而此时，作为国民党军围堵红军南线主力的中央军两个纵队，已经渡过乌江，正与黔军、川军和部分滇军一起寻找红军作战，贵阳已经变成国民党军的后方，只有4个团的兵力驻守。正在此地督战的蒋介石慌忙下令滇军主力孙渡纵队3个旅火速东进“救驾”，这样一来，贵州西南部兵力空虚，云南腹地同样大门敞开，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形势。于是，在贵阳虚晃一枪的红军，乘虚直插云南，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远远甩在了身后，成功实现了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也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地理障碍重重

在“四渡赤水”中，除了与国民党军作战之外，红军还需要克服地形、河流、气候、道路等严峻的地理阻碍。

地形阻碍——山高谷深，地貌破碎，机动空间极度受限。从地势上看，遵义地区处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第二级阶梯向东部丘陵平原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总的看，这一带山高谷深，河流密布，地貌崎岖破碎。拿靠近赤水河的赤水、习水、仁怀三县（市）来说，其境内的海拔分别是221-1730米、275-1872米、329-1681米，相差悬殊。而且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这样的地形地貌，既限制了红军的回旋与集结，也迫使红军只能沿狭窄谷道行军。因此，在蒋介石看来，“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相关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史料称，“一渡赤水”后，红军向古蔺以南前进，“以后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河隘为最险要，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作为长征的亲历者，陈云后来也用“历尽无数困难”来描述这段路程。

无疑，这种地形对作战有着重要影响。以土城战斗为例。土城位于贵州西北，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当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山岭绵结，地势险峻。军委对于土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把攻占并巩固土城，作为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重大步骤。土城战斗所在的青杠坡是个峡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与优势装备，使得战场态势发生逆转。结果，这一仗，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艰难，最后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

↑赤水河渡口之一土城渡口。（资料图片）

河流阻碍——赤水河险滩密布，红军四次抢渡挑战天堑。赤水河是贯穿整个战役的核心天险，其干流蜿蜒穿行于峡谷，河道曲折，河床陡峭，水流湍急，暗礁丛生，洪枯水位变幅极大，自古便有“天堑”之名。明代诗人吴国伦曾经描写过赤水河：“万里赤虺河，山深毒雾多。遥疑驱象马，直欲捣岷峨。筏趁飞流下，樯穿怒石过。劝郎今莫渡，不止为风波。”“四渡赤水”前，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曾电令各军团首长指出，“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的危险”。好在红军此前已先后渡过湘江、乌江这样的大河，有一定的经验，而“四渡赤水”期间正值冬春季枯水期，河面变窄，有利于架设浮桥，为红军成功渡河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即便如此，时值隆冬，水温低，水流速度快，红军依靠木板、竹筏、绳索搭建简易浮桥，在敌军火力与湍急水流中强渡，稍有不慎即被冲走。“一渡赤水”时，周恩来亲自带领参谋人员选定架桥地点，发动群众征集架桥物资和船只，一连三次到架桥地点督促指导。经过一夜的努力，在土城的赤水河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红军四次渡河均以很高的组织性克服水文天险，成为战争史上依托河流实施机动的典范。

地势阻碍——隘口险要，易守难攻，大幅增加攻坚难度。“四渡赤水”所在区域的山系构成又一大阻碍。大娄山脉作为遵义地区的地形骨架，山高谷深、地势险峻，既是乌江与赤水河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天然界山。尤其是娄山关地处大娄山中部，为狭长幽深的经向谷地，通道狭窄，两侧山峰对峙，川黔公路仅能从关口穿行，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地理上易守难攻。“二渡赤水”后，红军回师黔北，娄山关恰好横亘于进军路线之上。其时，其被黔军抢先占据并依托险要地形层层设防，红军正面进攻在地形上处于不利地位。彭雪枫在回忆文章中表示，“在地形上说，我们是不利的，娄山关给敌人抢到手了，而且有一个团在固守着。另一个与我们接触的团虽然向后转了，然而每一个山头都成了它顽抗的阵地”。若在此受阻，红军将陷入前有险关固守之敌、后有国民党追兵夹击的战略险境。2月25日，红3军团进抵娄山关与黔军展开激战，黔军且战且退至娄山关关口，双方复又为争夺点金山（又名点灯山）高地展开拉锯战，当晚，红军占领高地。为了夺回阵地，黔军兵力增加到6个团，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整体而言，大娄山与娄山关的险峻地形显著增加了红军攻坚难度，压缩了部队回旋余地，迫使红军必须在不利地形下迅速夺关破险，才能摆脱合围、保持战略主动。

↑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全景（2021年4月20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此外，气候、补给阻碍等，加剧了行军损耗和供给的难度。赤水河流域1至3月正值冬春交替，阴雨连绵，昼夜温差悬殊。持续降雨导致山路泥泞难行，负重行军极易滑倒。古蔺等高海拔山区常有降雪，气温骤降时，衣着单薄的红军在雨雪严寒中行军，体力消耗剧增，冻伤、冻僵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增多。而赤水河流域山多地少、村寨分散、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川南古蔺、滇东扎西等地尤甚，无法为大部队提供稳定粮食、医药补给等。蒋介石就认为，贵州西北一带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称得上是一个“绝地”。这些不利条件进一步放大了红军所面对的地理与作战压力。

地理赋能战略

虽然复杂的地形为红军的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但“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辗转腾挪，抢占先机，国民党方面则头痛不已，应对失据。蒋介石感叹：“匪之行动，常走曲线，乃其狡奸。”云南军阀龙云则说：“匪情飘忽无定，避实乘虚，是其惯技。”红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与其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及万众一心、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密切相关，也是其以高超的军事智慧巧用地理禀赋，让复杂地理成为束缚敌军装备优势与侦察部署的天然屏障的体现。

善用地利，拓宽机动与作战空间。回看红军四渡赤水，每次的渡河地点都与上一次不同，在赤水河中游一带的各个渡口来回往返。具体而言，第一次渡赤水选择的渡口为猿猴场（今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元厚镇）、土城上下游，第二次渡赤水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三次渡赤水在茅台及附近地区，而第四次渡赤水的地点又选在了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这些渡口形成多点可渡、多路可选的渡河布局。红军依托这些密集的渡口四次往返赤水，在敌军防线间隙快速穿插，既避开重兵封锁，又让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难以判断主攻方向，陷入顾此失彼的被动。

虽说峰峦叠嶂、沟谷纵横对行军带来不便，但同时其又成为红军隐秘行军和集结的天然掩护。红军依托山林与峡谷隐蔽行踪，以小股部队佯动诱敌，主力则在地形掩护下快速转进，实现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比如，中央红军再入川南，国民党军随后再次扑向川南尚未形成包围之际，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回师东渡，以摆脱敌军的围攻。1935年3月20日，中革军委为了迷惑敌人，以红1军团1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以吸引川、滇军向西，掩护红军主力东渡赤水。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以隐蔽、神速的行动，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东渡赤水河（第四次渡赤水）。接着，经临江场、楠木坝（编注：两地均隶属贵州仁怀）等地挥师南下。

↑赤水河渡口二郎滩（东岸属贵州，西岸属四川）。（资料图片）

↑四川泸州市古蔺县境内四渡赤水之太平渡渡口（2025年1月7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地理掣肘强敌，消解国民党军机动与侦察优势。国民党军虽拥有兵力、装备与后勤优势，却被赤水河流域的地理条件大幅削弱作战能力。黔北崎岖破碎的地形与落后的道路交通，彻底限制了敌军汽车运输、重装备展开与公路快速机动的能力，其装备、兵力优势无从发挥。敌军只能沿少数公路缓慢推进，难以对红军形成快速合围与持续追击，兵力优势被地形拆解分散。有国民党将领回忆，“当部队进入贵州后，到处山高路险，行军、宿营、补给都非常困难。那时贵州的部队多以营为独立作战的单位，主要是因地势险要，大部队施展不开”。

相比红军，国民党军队还有着现代化的空中侦察手段（通过飞机），但依然捕捉不到红军的准确行动方向，其精心部署的合围计划总是慢红军半拍。这与贵州尤其是黔北一带的地理气象条件有一定关系。贵州省是全国云量最多的地区，而黔北地区又是省内日照时数最少的地带，年平均日照时数仅1100小时左右，年平均雨日在180-220天之间，年平均阴天日数多在240天以上。这里，冬春交替时节阴雨连绵、云多雾重、日照稀缺，让国民党军的空中侦察、目视侦察等现代侦察手段难以奏效。阴雨与浓雾遮蔽战场视野，敌军无法精准掌握红军行踪与部署，多次出现判断失误、调兵滞后的情况，为红军隐蔽机动、快速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参加长征的陈伯钧曾提到一幕，“不久飞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即去，未发现目标”。

此外，赤水河水流湍急、河道曲折的水文特征，以及两岸山高坡陡的地形，让敌军难以沿河岸构建连续封锁线，也无法快速架设桥梁、组织大规模渡河追击。即便敌军占据部分渡口与隘口，也因地形限制难以形成有效防御体系，无法阻止红军择机渡河、转战四方。

《孙子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四渡赤水”充分证明，地理因素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变量，唯有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才能在不利态势下抢占先机，赢得胜利。赤水河流域的山川天险，既见证了红军的艰苦转战，也成就了长征史上精彩的军事传奇。（郭晔旻）

编辑：贾淑宜、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