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旗》到《红旗周报》

1927年，上海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紧接着，汪精卫又放手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统一战线遭到彻底破坏。1928年10月，国民党宣布“训政”，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党治”，即“一党治国”“一党专政”，并破坏了中共在上海的一些机关和革命团体，上海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化，中共在国统区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向地下。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新闻发行领域推行“以党治报”的政策，规定所有新闻出版物都必须以国民党的政治思想为指导，并取缔了共产党的所有刊物。在此背景下，为反击国民党刊物对中共的污蔑与攻击，进一步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最大限度争取工农群众，党中央决定继《布尔塞维克》之后，创办中共中央的第二份机关报，作为党的理论喉舌，“鼓动群众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改组派，鼓动群众进行一般的政治与经济斗争，分析国内外重大政治事变……并指导实际的具体革命斗争”《红旗》报应运而生。

一、《红旗》报的诞生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党报的发行工作，提出“党报不是几个作者私人所编的杂志，而是整个党对外的刊物，其观点代表党的意见。党的出版物之分配和传播，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各级党部都应该使中央及自己对外的出版物深入普遍于广大的群众，对内的出版物，中央须使各区委或县委至少有一份，省委以下的则各支部都必须有一份”，确定了党刊应由全体党员共同经办的方针。

1928年11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党报编委会主任的李立三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由谢觉哉担任主编，其社址位于上海大通里的一栋普通三层楼房里。为贯彻党中央“全党办报”的方针，《红旗》一出刊便拥有一支人数庞大的撰稿人队伍。第一类撰稿人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及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以李立三、向忠发、恽代英为代表，其中，主管党意识形态宣传的李立三影响最大。第二类撰稿人是《红旗》编辑部成员，主要有罗绮园、潘文郁、王明、谢绝哉、李求实、吴永康、冯乃超、韩哲等。第三类撰稿人是中共中央机关其他负责人和来自地方的大批撰稿人。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必须担任《红旗》的特约通讯员，提供稿件。他们有的是地方各级支部领导人，有些则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工作人员，他们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撰写出大量贴近群众的稿件。

1929年6月19日刊行的《红旗》报，载自黑龙江省档案馆藏《红旗》影印本。

为了更好地了解地方斗争情况，《红旗》编委还开设了“地方通讯”栏和“问题与回答”专栏，接受地方来稿，并为地方来信答疑解惑。为了发行方便，《红旗》创刊之初以16开本的期刊形式出版，每周发行1期。从第5期开始变为32开本，从第24期（即1929年6月19日）开始改为8开单张报纸，发行次数从每周一期改为每周两期，每逢周三、周六出版，之后改为4开报纸，直至1930年8月14日停刊，共出版126期。《红旗》每期约15 000字左右，辟有社论、转载、国内消息、国际消息、短斧头等栏目。黑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红旗》影印本从第24期至第126期，其中缺失第46期。最初的《红旗》报以政治动员为办报宗旨，与实践联系较少。从第40期起，中共中央明确其为“全国政治机关报”，报道各地工农群众与反动派的斗争情况、工农红军发展情况，也分析评述国内外的政治变化形势，还大量刊登党的文件，包括党中央的报告、决议、宣言和各省委给党中央的信等。

《红旗》不得不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下秘密发行。在长期秘密斗争中也摸索出宝贵的发行经验，《红旗》印发以后，先由中央交通送至各省委，再由各省委交通送至各区委，由区委发行员分发至各支部，再由支部党员传阅学习，并分发给非党群众，同时也依靠地下党组织、赤色工会和进步团体组织秘密发售，并委托上海报社、海光日报社、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各分会、上海工联会各分会、各地赤色工会等革命团体协助发行。各级组织之间传递报纸的地下交通线遍布邮局、学校、商店、书局等公开场所，甚至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投递。为避开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搜查，《红旗》还伪装封面秘密发行，曾印有《快乐之神》《遗孤倾城》《红妮姑娘艳史》《经济统计》《出版界》等10余种封皮。

二、融入新鲜血液的《红旗日报》

受左倾思潮影响，党中央于1929年4月17日创办了半公开发行的《上海报》，由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由李求实担任主编，报社位于上海沪东胶州路的一栋小洋房里。该报主要面向工人群众，其文章内容通俗易懂，大部分反映上海本地的工人运动，包括工厂消息、工人生活、罢工斗争、对黄色工会及工贼的揭露批判，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报道。为掩人耳目，该报曾几度易名，最初定名为《白话日报》，后改名《白话报》，由8开报纸改为8开4版的三日刊，5月19日定名为《上海报》，出版不到两个星期，印局即被查封，《上海报》被迫另觅印局，相继出版了十多期“特刊”后，更名《天声》，只出了2天，即在国民党的反复追查下改名为《晨光》继续出版3天，再度改名《沪江日报》继续出版2个多月，不久，又于7月另寻印局时改为《海上日报》，之后先后更名为《天声》《晨光》《沪江日报》《海上日报》等，于1929年11月12日重新恢复《上海报》之名，直到1930年8月14日停刊止，《上海报》共出版385期。

其送报人及特派员先后被捕的有10人，卖报人被捕的有80多人，最重者被判刑8年。1930年4月17日，《上海报》迎来一周年纪念日，特出版周年纪念册一本，之后，《上海报》的出版发行走向成熟与稳定，每日出版4开小报1张，以上海为基地，面向全国发售，购买者除工人外，还包括学生、店员等，最高日销售量达8 000份，截至停刊前，《上海报》共发行385期。这份报纸及时报导城市工人的斗争情况，大胆揭露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暴政，还向人民群众传播中国工农红军武装斗争的消息，受到群众强烈拥护，“我们的《上海报》成了上海工人阶级之唯一的读物，成了上海群众中的权威，久已使上海统治阶级吓得发抖。在发行方面虽然受尽了最艰苦的压迫，但终于不能阻止我们《上海报》的发展。”

1931年2月13日刊行的《红旗日报》，载自黑龙江省档案馆收藏《红旗日报》影印本。

1930年5月，国民党军阀大战爆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机会已经成熟，于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确定了“左”的革命路线，并决定公开出版党报。在这一政策指导下，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定名为《红旗日报》，公开出版发行，由李求实继续担任主编，主要辟有《社论》《转载》《专论》《各地通讯》《革命根据地来信》《莫斯科通讯》等栏目。该报第一期为对开一大张四版的日报形式，公开宣布自己的阶级属性和党报属性，在报头左侧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字样，在发刊词中公开表明阶级路线和革命主张，“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红旗日报》将要高举着自己之红色的大旗，与全国工农劳动群众共同的热烈的冲向前去”。

《红旗日报》一经发行就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不满一个月的日报，居然可以销到12 000份以上，在上海几乎每个工厂，每个有赤色工会的地方，都建立了代派处，设置通讯员，广大工人和青年学生都冒着极大危险发行《红旗日报》，甚至发展了国外订户。”由于采取公开出版发行的运营方式，《红旗日报》一出刊就完全暴露在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视野之内。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就收藏有一份内政部总务科为查禁《红旗日报》致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的公函，其中称江西省宜丰县邮政检查员文世法在1930年11月30日搜检邮件时，发现由上海寄来的《红旗日报》6张、封皮1纸，报纸封面中载有社址：上海仁计路25号《商务周报》社，还标注有电话1387号字样。

这公开发行的方式为发行人员带来极大危险，也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损失。出版仅20多天，便有近50名发行人员被捕，印刷所曾四度被破坏，“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枪口上，都是在他们巡捕、侦探、走狗的包围之中”。然而，《红旗日报》发行人员并未因此而气馁，仍以大无畏精神坚持革命，“本报出版的头一天，便抱了极大的决心，就是无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如何摧残，本报仍然本着一贯的革命精神，冲破敌人的进攻，不使他有一天的间断”。在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下，《红旗日报》于1930年9月被迫迁往上海市外，版式也从1张对开改为4开纸，后又改为8开1张，从第65期始，改为16开1张。截止到1931年3月8日停刊，《红旗日报》共出版62期。

三、《红旗周报》接替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931年2月，留学5年之久的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接替沈泽民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1931年2月7日，中共中央刊物《实话》第8期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强调了党报在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中应有的指导作用和组织作用，称“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党报不仅要解说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解说党目前的中心口号，同时要极可能的多收集关于实际工作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党的组织任务的文章，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同时，各级党部应当解说党报的作用，使同志来正确的认识党报，来实际的帮助党报发行。”

3月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将“加强党报领导作用”这一问题明确化和制度化，同时进一步确立“全党办报”的方针，“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经常的负责给党报担任文章，发表他对于各种问题的意见，他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困难与所得到的经验。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彻底了解，给党报担任做文章，实是他的实际工作中的有机一部分，与最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各级党部必须立刻搜集并编写各种通讯交给各自的省委，由省委直转中央日报社。”

1931年5月25日刊行的《红旗周报》，载自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红旗周报》影印本。

此时，出版环境持续恶化，《红旗日报》已无法正常出版，为适应革命发展需要，张闻天于1931年3月8日果断将其停刊。3月9日，《红旗周报》在上海创刊，代替《红旗日报》继续践行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责，拉开了中共中央重视党报、组织具体实际工作和重新确立“全党办报”方针的序幕。《红旗周报》一经创刊就确立了“群众化”的工作策略，在第2期即发表了题为《应该怎样去领导群众——论群众工作中的一个问题》的文章，具体阐释了群众化工作方式的原则，即“我们在一切的工作中间，特别是群众的工作中间，我们领导的艺术，我们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在群众中间，经过群众，依靠群众，与群众在一起（不跑前，亦不落后），而同时领导群众，要在领导的时候保持并增加与广大的群众的联系。”

《红旗周报》主编张闻天多次在《红旗周报》中发表反对“左”倾的思想，如在答湘鄂西特委的信中曾说，“莫说一切土地的口号，是最没有阶级意义而模糊阶级斗争的最危险的口号……就是中国革命开始在全中国或几个主要省区取得胜利时，在全中国或几个主要省区开始建设苏维埃中央政府时，我们也绝不能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受局势所限，《红旗周报》自创刊起就采取秘密发行的方式，第1至9期以报纸形式出版，第10期以后，采用杂志形式出版。为迷惑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搜查，使用其他名字伪装封皮，先后使用《实业周报》《时代周报》《摩登周报》《佛学研究》《平民》《光明之路》《机联会刊》等16种伪装封面。《红旗周报》主要刊载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政策、决议、通电、宣言等，同时转载国际文件，并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和政治形势进行分析，并及时报导国内的工人运动。《红旗周报》还不定期发行了12期增刊（油印），用以报道和评论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由于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破坏，《红旗周报》不能按期出版，最开始的《红旗周报》每周1期，从第24期始变为三日刊，第58期和第59期之间相隔了5个月之久，从第59期始改为《红旗》半月刊，但仍不能按期出刊，实际上已变为月刊，直到1934年3月1日停刊，《红旗周报》共出版64期。

从《红旗》到《红旗日报》，再到《红旗周报》，受党内外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其运营策略发生多次改变，却始终坚持“全党办报”的原则，使党报代表党的立场发声，让所有党员共同参与党报的撰稿和运营。从《红旗》到《红旗周报》，党的机关报从思想上的动员呼吁发展为对各地具体斗争实况的报道，从理论上的分析评论发展为对实际工作进行组织和指导。随着办报经验的积累，党报摆脱了“左倾”思想的桎梏，其运营策略开始面向实际，避免遭受不必要的危险和损失，党报的实际作用逐渐发挥出来。

撰稿：韩 峰

编辑：赵宇涵

一审：石巍巍

二审：刘 巍

终审：王丹菊

征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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