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5月22日，成都。一封电报从四川将军署发出，经电报线路一路向北，传到了北京中南海居仁堂。

57岁的袁世凯拆开电文。彼时他已取消帝制两个月，身体浮肿，小便不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但他的精神还撑得住。各省独立的消息他一条一条地看过，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他甚至已经麻木了。这些人反的是帝制，不是他袁世凯。帝制取消了，他们该消停了。

但这一次不同。

电报末尾那句话，他看了三遍。

"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不是与国家断绝，不是与政府断绝，是与他袁世凯个人断绝。据时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后来回忆，袁世凯看完这封电报后"十分震惊，受到严重打击"。陶菊隐在《最后一个皇帝：袁世凯传》中记载得更详细：袁世凯"眼前一片漆黑，突然晕倒过去"，醒来后满脸通红，两眼含泪，反复念叨一句话——"人心大变！人心大变！"

发这封电报的人叫陈宧。半年前，他跪在袁世凯面前，磕了二十七个头，跪着爬过去，吻了袁世凯的靴子。

那时候袁世凯以为，这个天下谁都可能反，唯独陈宧不会。

陈宧是湖北安陆人，字二庵。少年时家道中落，靠读书往上走，十五岁考中秀才，后入湖北武备学堂。他与吴禄贞、蓝天蔚并称"湖北三杰"。这个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聪明，二是穷。穷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写过一句诗："缊袍敝衣已经年，十日无炊一粲然。"十年里有一阵子连饭都吃不上，除夕夜屋里没酒没肉，只能给母亲读文章。

但真正让陈宧进入历史视野的，是1900年的那笔银子。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朝廷西逃，各路清军溃散。陈宧当时是武卫军管带，手下收拢起来不到百人。从齐化门突围往西走，路上发现一批被丢弃的兵饷。十三万七千两白银。

兵荒马乱，朝廷自顾不暇，账册也查不清。一个管带带着八十几个疲兵，如果分了这笔钱，人人闭嘴，谁也不知道。

陈宧没有分。他把银子全部护送到保定，亲手交给了顶头上司荣禄。

荣禄见过的人太多了。晚清官场，银子在手里过一圈能剩几成，全看人心。一个人能把十三万七千两原封不动地交回来，荣禄当场认定此人可靠。据邓之诚所著《陈二庵将军小传》记载，荣禄感叹"世上安得有此人"。

从此陈宧一路升迁，入川投锡良幕下训练新军，赴欧洲考察军事，辛亥革命后转投黎元洪幕府。1912年4月，袁世凯电召他入京，担任参谋本部次长。

袁世凯看中了陈宧的两样东西：脑子好用，以及——没有自己的山头。北洋那些老将个个拥兵自重，使唤不动。陈宧是外人，出身贫寒，全靠知遇之恩往上走，用起来放心。

陈宧也没有让袁世凯失望。他成了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最关键的那根线。袁、黎之间的文电往来，经常由陈宧在京或在武昌拟好，再分别由袁、黎具名发出。袁世凯对湖北来的要员总是说："你们什么事，多和二庵商量。"

他帮袁世凯把黎元洪架空了。同盟会议员刘成禺后来说过一句话："饶汉祥、陈二庵把黎元洪卖了二百万元。"

袁世凯对他越来越信任。

但让袁世凯真正彻底放心的，是陈宧在1915年那场堪称行为艺术的表态。

那年8月，杨度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袁世凯需要在西南下一颗关键棋子——派一个绝对忠诚的人去镇守四川，防止云南出事。他选了陈宧，给了三个北洋精锐混成旅，让冯玉祥、李炳之归他节制。

陈宧临行前到中南海辞别袁世凯。

民国已经废除跪拜礼两年了，即便称帝后规定的大礼也只是三鞠躬。但陈宧一进门就扑通跪下，行了一套清朝觐见皇帝的三跪九叩大礼。跪倒三次，起身三次，每回咚咚咚磕三个响头，脑袋撞在地砖上，声音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

磕完头他还不起来。

他用膝盖当脚，一路跪行到袁世凯面前。然后俯下身，嘴唇贴上了袁世凯的靴尖。

这是欧洲封建时代臣子觐见教皇的礼仪。陈宧留过洋，见过世面，他把中西礼节合在一处，给袁世凯行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大礼。

行完礼，他说了一句话："不改帝制，不复入京。"

意思是，大总统一天不登基，我一天不回北京。

袁世凯大悦。封他一等侯。

章太炎当时也在场。看了陈宧的表现，章太炎冷笑了一声，给了八个字的评价："此第一人才，然亡天下者未必非此人也。"

这八个字，后来一字不差地应验了。但当时的袁世凯不知道。他以为自己挑了一把最锋利的刀，派去守最关键的大门。

陈宧带着三个旅入川，到达成都。他一面整顿军政，一面替袁世凯在四川推进帝制。各地"署名劝进"的通电，他带头签了名。袁世凯放心了。西南有陈宧，云南那边就算闹起来，也有绝缘体挡着。

1915年12月25日，云南独立。蔡锷率护国军入川。

陈宧派兵抵抗。但他的三个旅在川南打得磕磕绊绊。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夺回叙府后，突然按兵不动。陈宧很快发现了原因：冯玉祥早就跟蔡锷有了秘密联络，双方私下议和，"彼此不打，或不得已时只朝天放枪"。

冯玉祥不仅自己不打，还亲自跑到成都，当面劝陈宧倒袁。

与此同时，陈宧的老师——清末最后一名状元骆成骧，从成都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骆成骧在信中把局势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他听：现在四川已经糜烂不堪，你如果继续犹豫，等到彻底瓦解、土崩鱼烂的那一天，天下追究祸根，"当时司政柄握军符者，安能辞其责乎？"

骆成骧最后激了他一句："足下博通经史，议论古今有特识，何至躬自临履，而独犹豫耶？"

陈宧动了。

1916年5月3日，他发出第一封电报，请袁世凯退位。措辞还算客气，说帝制您已经取消了，大总统这位置有什么可恋的，不如退下来颐养天年。

5月6日，袁世凯回电，语气平淡："实获我心。但此间情形，须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密商办法。"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说得对，但我得先安排好后路。

陈宧看出来了，这是拖延。

5月12日，他发出第二封电报，语气明显加重：退位是一回事，善后是另一回事，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别再拿"妥筹善后"当借口了。

袁世凯没有回电。

蔡锷那边催得更急：你必须宣布独立，旗帜鲜明，不然谁也保不了你。

5月21日夜里，成都城外枪声大作。自称"四川十八路诸侯"的民军向青羊宫发起进攻，枪声彻夜不停。陈宧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他把秘书邓文瑗起草的电稿拿出来，亲笔加上一句话，签了名。

就是那封要了袁世凯命的电报。

前面那些劝退的话都是铺垫，最后一句才是刀子："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不是反对帝制，是跟你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把整个四川人民都扯上了，但实际上跟四川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跟袁世凯有私人关系的，只有陈宧一个人。

这封通电在所有反袁独立通电中独一无二。别人反的是帝制，他反的是袁世凯这个人。别人留了余地，他一刀切到了肉里。

袁世凯看到电报后晕厥。醒来后骂的那句"人心大变"，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不是人心变了，是袁世凯从来就没看懂过陈宧。

陈宧独立后，袁世凯暴怒之下下令撤他的职，召他"开缺来京"。同时另派重庆镇守使周骏入川接替。陈宧抵挡不住周骏的进攻，6月26日仓皇逃出成都。

15天后，6月6日上午10时，袁世凯死于中南海居仁堂。死前浑身浮肿，预先备好的棺材都装不进去，入殓师临时换了一口更大的。临终前他说过一句话，版本不一，有人说他骂的是"他害了我"。这个"他"，后人猜了许多名字，但猜来猜去，绕不开陈宧和袁克定。

当时民间有一副挽联挂在报纸上，流传极广："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六君子"是帮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人，"二陈汤"是通电反袁的三个人——四川的陈宧、陕南的陈树藩、湖南的汤芗铭。一副中药名，把袁世凯的一生概括了：六君子让他起了病，二陈汤要了他的命。

而其中打击最重的，毫无疑问是陈宧。因为汤芗铭反袁，人们还能理解成形势所迫；陈宧反袁，人们理解不了——你不是跪下磕过头、吻过靴子的人吗？

但陈宧的结局也不好。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的段祺瑞掌权。段祺瑞拒不见陈宧。道理很简单：你今天能为了自保把一手提拔你的老大哥活活气死，明天就能为了别的利益把我也卖了。北洋不讲这个。你可以通电下野，可以按兵不动，甚至可以暗中联络南方——那是政治手腕。你不能在大哥临死前捅最狠的那一刀。那坏了规矩。

西南军阀也不信他。你之前替袁世凯镇压我们，现在反了就算功臣了？

两头不是人。

陈宧后来被黎元洪任命为湖南督军，他自己知道难以服众，没有上任就辞了职。此后退出政坛，寓居北京。罢官二十余年，食贫居简。据邓之诚之子邓珂回忆，陈宧"身后一钱俱无，棺殓均为戚友所资助"。

他一度靠老部下冯玉祥接济度日。有一年，旧识寄了点钱给他，他回信说："寄的钱已经收到了。小债已偿，寒衣已赎。"还有余钱，留着过年。

1937年，北平沦陷。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拉拢汉奸组建维持政府，名单上有陈宧的名字。陈宧拒绝了。

他这一生做过最不光彩的事是跪下去吻那双靴子，也做过最硬气的事——拒绝在日本人面前站起来。

至于他离开四川时，兵工厂金库里还剩六万两白银。手下人说提出来当退路，他全部分给了士兵做军饷，自己一分没拿。

庚子年他在逃命路上没有拿十三万七千两。离开四川时他又没有拿六万两。这个人在银子上从来没有犯过错。

只在忠上犯了一次。而且是最大的那次。

陈宧晚年住在北京，闭门读书，偶尔写字。有人看见他蓄了长辫，像个前清遗老。他不再谈政治，不再见旧人。章太炎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对身边人说过一句话："太炎殁，世间无真知我陈某者。"

他一辈子被人看不透。袁世凯看不透他，段祺瑞看不透他，西南军阀看不透他。也许连他自己都看不透自己。

十三万七千两没动心的人，最后为了一封电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历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