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的历史视角。

此刻，我想写点关于历史的，关于那个令人唏嘘的鸦片时代。 这篇文章，完全是我萨沙的原创，未经授权，谢绝任何转载。 我们今天想聊聊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从清朝到民国，鸦片究竟为何在中国如此疯狂地蔓延？ 1858年6月27日，大清王朝与法国签订了那份充满屈辱的《天津条约》，将鸦片合法的定义为洋药，任由其交易买卖。 令人费解的是，当年同样一些国家也在合法销售鸦片，为何没有演变成泛滥成灾的局面？ 这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摸索其背后的脉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当权者对鸦片的无知是根源。 很多人觉得鸦片是1840年鸦片战争才传入中国的，其实不然。早在唐宋时期，关于鸦片就已经有记载了。 毒品的认知，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比如海洛因，曾经被当作止咳药出售，拜耳公司还在宣传中宣称其不会上瘾。 真正意识到海洛因的危害，花了数十年的时间。 拜耳公司足足生产海洛因三十多年，到1931年才承认其危害性并停止生产，还为此向世界道歉。 鸦片也是如此，只是这个过程更长。 唐宋时期，鸦片是稀奇的珍品，能知道它名字的中国人，都是凤毛麟角。 到了明朝，中国人居然没有人抽大烟，只是将鸦片当作一种进口的洋药，偶尔用来治疗咳嗽、腹泻等小病。 那时候的鸦片，是波斯商人贩卖来的，被认为可以治病。 元明时期，政府对鸦片仅仅视为一种药物，这背后原因之一是没有吸食的技术。 本身生鸦片就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怪味，像是放久了的尿液。 即使作为药物使用，也只能用水溶解，再加大量的糖才能喝下去。 如此难闻的药，除了病人，谁会乖乖服用？ 直到明朝末年，据说印尼人发明了一种提纯生鸦片为鸦片烟膏的技术，这才可以像旱烟一样吸食。 清末文人李圭在《鸦片事略》中记载：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复煮，和烟草叶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 这种吸食鸦片的技术，传入中国已经是清朝了。 令人扼腕的是，吸食鸦片很快就在民间流行起来，到了雍正年间，就已是人人谈论的对象。

到了179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500箱，仿佛一发不可收拾的燎原之势。 东印度公司在1806年至1809年间，仅仅靠在中国销售鸦片就赚取了近七百万银币，利润惊人。 吸食毒品，政府一开始就必须严厉管控。 等到瘾君子数量庞大，想要控制就变得异常艰难，甚至不可能。 今天，美国禁毒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每年花费超过500亿美元），毒品却始终无法根除。 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国内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等毒品的年消费额就达到了1500亿美元。 事实上，只要有大量吸毒人群存在，毒品贸易就必然会滋生，区别仅仅在于毒品价格的高低而已。 只要毒品贩卖的利润高于风险，就有人敢铤而走险。

看看新加坡吧，法律严酷到令人发指，携带超过15克海洛因就面临死刑，可仍有毒贩不畏威胁，铤而走险。 目前，新加坡国内还有50多个毒贩等待执行死刑。 更令人心痛的是，清朝初期，鸦片的价格非常高昂，是一种西洋奢侈品，只有少数达官贵人和富人才能享用。 随着印度鸦片种植面积的扩大，鸦片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小康家庭也开始染上毒瘾。 即使如此，鸦片的价格依然不低廉。 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吸毒人口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00万，数量之巨让人触目惊心。 但鸦片的价格依然坚挺，一箱鸦片有80个鸦片球，每个球重1.4斤，在印度制造的成本只有2.5两白银。 然而在清朝销售时，每个球却高达25两白银，几乎是成本的十倍。 瘾君子的毒瘾程度不同，但至少每年要吸食大半个甚至一个鸦片球，长期吸食者甚至需要消耗五个球。 按照平均每年吸食一个鸦片球来计算，吸毒者每年的花费至少要25两白银。 而当时，清朝普通平民家庭，一年也挣不到25两白银的收入。 因此，在那个时候，鸦片还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

更可怕的是，当时中国人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足，连皇帝都沉迷其中。 禁烟令的发布者，道光皇帝，在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抽鸦片了。 他的儿子咸丰皇帝，也同样无法摆脱毒瘾。 咸丰皇帝才30岁就英年早逝，这与他常年吸毒和挥霍无度有着直接关系。 慈安太后也染上了鸦片烟瘾，45岁突然离世，很可能就是常年吸食鸦片导致的中风。 慈安太后临终前卧床一个月，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与吸毒过量的脑出血迹象非常相似。

到1838年，鸦片的年进口量攀升至4万箱，彻底失控。 到了这个地步，清朝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民吸毒的局面，想要禁毒的难度就可想而知。 这一切的根源，完全是统治者对毒品麻木不仁和放任自流造成的。

其次，自行种植鸦片，是中国鸦片问题失控的关键因素。 鸦片战争时期，吸食大烟的人虽然多，但主要还是有钱人，至少是中产或小康家庭。 为什么？ 因为鸦片都是进口的洋货，价格高昂，穷人无力承担。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清政府自作聪明地改为自行种植鸦片，企图阻止白银外流，结果却导致鸦片根本无法控制。 全国许多省份都出现了鸦片种植的现象，比如热河、陕西、山西、云贵川等，都是大片的鸦片产地。 以云南、贵州为例，到了民国时期，全省到处都是盛开的罂粟花，鸦片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 难道说，清朝皇帝是傻子，才会做出这种事？ 并非如此。 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自己抽鸦片，不可能不知道鸦片的危害，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损害国民身体，导致国家失去劳动力；二是大量白银外流，被洋人掠夺。 但对鸦片危害国民健康，减少劳动力，清朝皇帝并不放在心上。 为什么？ 就算有1200万人吸毒，也算不了什么。 这些吸毒者，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原本就不是劳动力。 而且，清朝人口高达4亿，减少区区几百万劳动力，对国家的影响微乎其微。 皇帝更看重的是白银外流，这会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 自己种植鸦片，就可以减少白银外流，让洋人无法在中国捞到钱。

然而，自产鸦片却导致了中国鸦片问题的彻底失控。 本地生产的鸦片价格低廉，尤其是一些质量较差的地区，比如贵州、热河的鸦片，价格仅仅是进口鸦片的五六分之一。 如果原本需要每年花费25两白银购买鸦片，现在只需要四五两，连底层贩夫走卒都能买得起。 结果是，中国的吸毒人口急剧增加，就连普通的工人也开始吸食大烟。 兰州的人力车夫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抽大烟。 当时，一位名士去四川拜访亲友，雇了两个民夫抬滑竿。这位名士惊讶地发现，这两个衣衫褴褛的民夫，每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就会找地方抽大烟。过足烟瘾后，他们爬山下山都健步如飞。他们可以不吃饭，但绝对不能不抽大烟。 名士见状，也不敢再说什么。 至于鸦片产地，由于价格更是低廉，毒品泛滥到极点。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曾试图在当地招兵。 然而，这些地方的年轻小伙子，很多都有鸦片烟瘾。 招募进入部队后，他们必须先戒烟，然后才能训练。 幸好，鸦片烟瘾不算难戒，在军队严格的纪律下更容易根除。

第三，则是以贩养政府的腐败现象。 政府将鸦片税收看得很重，如同今天烟草税一样。 听说在一次讨论禁烟的会议上，烟草局长拍了桌子：你们别说什么禁烟。你们工资里面十分之一，就是香烟的税。 这就是现实的残酷。 鸦片的税收异常高昂，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各地都大肆纵容鸦片种植。 早在清末时期，政府就可以从一担鸦片中收税高达100多两白银。 到了1887年，清政府的鸦片税收入竟然高达1000万两白银，足以购买一支北洋水师。

到了民国军阀割据时期，军阀们也大肆鼓励鸦片种植，以此来敛财。 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税就高达804万元。 即便是经过龙云的励精图治，到1932年，鸦片税仍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这些错误百出的政策，导致中国的鸦片产量在1917年占世界鸦片产量的八成，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以上，占总人口的16.8％，成为世界上产毒、吸毒第一大国。

相比之下，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做法就值得学习。 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严格控制鸦片的输入。 1858年，德川幕府就下令禁止包括英国在内的五个大国向日本贩卖鸦片，只允许药店少量购买作为药物。 对于擅自走私鸦片的日本人，走私贩子斩首，还要抄家。 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下，敢于走私鸦片的人很少。 同时，日本国内严厉打击吸毒，对于吸毒者一律严惩。 第一次发现吸食大烟，会勒令吸毒者戒掉。 如果吸毒者不能戒掉，会被判处流放。 到了流放地仍然吸毒，吸毒者会被处以死刑。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日本的吸毒者很少，一万多人中才有1个人吸烟。 当时日本人口有三四千万，也就是说国内吸烟的只有3000人左右，与清朝的1000多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们现在往往将鸦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但对比中日两国，我们更应该反思国内的执政问题。

如果像日本这样坚决禁毒，并保持执行力，洋鬼子也无能为力。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结果是：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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