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及其著作中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展开了系统分析。

艾利森介绍说，修昔底德是历史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约两千多年前撰写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书中他阐述道，当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例如他笔下的雅典——威胁到既有主导性强国的地位并可能取而代之时，这种态势将形成一种典型上以战争收场的动力机制。

换言之，问题并不在于双方是否"有意"开战，而在于结构本身就会把双方推向对抗的边缘。

艾利森据此撰写了《注定一战》一书，考察了过去五百年间的历史。他发现，共有十六个案例——约占六分之一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威胁主要主导性大国的局面。

他举例指出，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至1914年之前的崛起，以及由此对大英帝国所造成的冲击，就是其中之一。类似的故事在人类近代史上一再重演，几乎每一次都让当时的世界秩序发生剧烈震荡。

在这十六个案例中，有十二个最终以战争告终，四个则避免了战争。

因此，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当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与一个体量庞大、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相互对峙时，战争是这种结构性动力的自然结果。

艾利森认为，这正是中美关系背后的根本性挑战，也是两国领导人必须彼此理解、并认清这种动力可能将双方引向对两国都是灾难性后果的原因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持类似冷峻判断的并非艾利森一人。

以"进攻性现实主义"闻名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同样长期强调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难以避免。

在被问及中方援引"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论是否应被解读为一种威胁、抑或需要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以避免对抗时，艾利森表示，此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共同承诺力图构建一种战略性、稳定的关系。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妥善处理数十个可能成为热点、导火索或引发挑衅的议题，避免它们把两国推向谁都不愿看到的结局。他谈到，台海议题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此外还有伊朗战事的走向以及乌克兰战争的进展等。

任何一个议题一旦处理失当，都有可能成为点燃更大冲突的火种。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下坦诚交流表明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一旦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双方各自拥有的核武库都足以毁灭对方。

因此若真的爆发全面战争，两国都将不复存在，这正是双方必须努力防止此类冲突的紧迫理由。

通过讨论战争可能爆发的路径，并共同承诺不允许此类局面发生，两国领导人正在为整个世界降低风险。

对于这种沟通是否存在"绥靖"的隐忧——毕竟两国之间的分歧远不止于经济竞争，过度迁就是否也是一种风险——艾利森认为这一问题切中要害。

他解释说，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其中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快速崛起的中国正在严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是不容否认的结构性现实；另一方面，人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一旦中美爆发全面战争，两国都可能被摧毁。

因此，如何一边竞争一边协作与协调，以确保竞争不至于失控，正是两国领导人必须应对的挑战。这种矛盾并不是当代人第一次遇到。

回望历史，无论是当年的英德对峙，还是美苏之间的漫长博弈，任何一次结构性紧张的化解，都不是靠一次会晤、一份协议就能一劳永逸完成的，而是一个需要持续经营、反复修正的长期过程。

从艾利森到米尔斯海默，美国学界两代顶尖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判断虽然各有侧重，却指向了同一个基本事实：美国之所以"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问题，而是老牌主导性大国在面对结构性变迁时的本能反应。

雅典与斯巴达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两千年，正是因为它揭示了权力更替中最难解的一环——恐惧、猜忌与误判往往先于战争本身出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样处在这样一个考验政治智慧与战略耐心的关键节点上。

真正的问题，不是崛起本身是否会引发对抗，而是两个拥有毁灭对方能力的大国，能否找到一种既坚持自身立场、又不至于把世界推向深渊的相处方式。这需要克制，也需要远见，更需要双方在漫长博弈中不断校准彼此的红线与底线。

从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到二十世纪的冷战缓和，历史反复提醒人们：结构性冲突并非命定的终局，走出陷阱的钥匙，始终握在当代决策者自己手中，而不在两千年前的那卷古老史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