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春风,对于陈再道来说,无疑是迟来的惊喜。那份被尘封已久的渴望,如同春雨般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他。他重新被调回一线,继续为国家效力。六十多岁的年纪,本该安享晚年,但陈再道的心中,却燃烧着一团渴望战斗的火焰,似乎总觉得离开前线有些仓促,有些不甘。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肩负起武汉军区的重任,整整十二年,他扎根于这片土地,悉心守护着国防的基石。作为四方面军中令人瞩目的领军人物,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大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往往也蕴含着平衡的考量。三大主力红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调配,绝不能过于集中于某个山头。1955年,中南军区一分为二,诞生了武汉军区和广州军区。理应由湖北军区的老将接手,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相继离任,身在河南军区担任司令的陈再道,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佳人选。他本是湖北人,又从鄂豫皖根据地走来,对河南的工作了如指掌,对湖北的情况也十分熟悉,可谓是水到渠成。然而,1967年却成了他人生和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离开领导岗位后,直到1972年才被调任福州军区副司令,从职务的级别来看,似乎有所落差。 相似的境遇,也有老战友杨勇。他曾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恢复工作后被调到沈阳军区副司令。但命运的安排总是充满变数,没过多久,大军区正职岗位空出,他便被委以重任,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作为一位多年大军区正职,被调任副职,心中是否会有想法呢?这或许难以得知,但多少应该有一些吧。当然,与在农场劳作、或者在福州疗养的日子相比,能够重返工作岗位,本身就是一种幸运。毕竟,适合的位置本就寥寥无几,而且上级的任命不可违抗。1975年,陈再道和罗瑞卿、谭政、王建安、陈士榘一同当选为军委顾问。从级别上来说,这与大军区正职相对应,但却意味着远离了一线。他们可以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将情况反馈给军委首长。工作量并不大,顾问的身份意味着自由,拥有反馈和建议的权利,却失去了决策的权力。这或许让陈再道感到有些不解,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精力充沛,为何要退居二线?论年龄,他并非军中之最,论身体,也完全有能力继续战斗。至于上级为何做出这样的安排,或许有诸多原因。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从韩先楚变成了皮定均,副司令员中包括陈再道、王建安,政委则是李志民。一位中将和三位上将同堂,更令人尴尬的是,这两位上将还是副职,而且他们都曾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领导,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因此,担任副职似乎也显得不够妥当,或许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才将他们调离,让皮定均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 两年后,当陈再道得知罗瑞卿重返一线时,内心难免会涌动起一些波澜。谁又能预料到,没过多久,自己也会收到调任铁道兵司令员的命令呢?这无疑是一个大军区级单位,从资历上来看,也符合情理,更重要的是,这给予了他再次施展才华的机会。1972年虽然恢复了工作,却受到诸多限制,经常需要参加学习班,实际工作时间并不长,直到后来才成为了军委顾问。这五年里,他似乎总有一种力不从心、无处施展的感觉。如今来到铁道兵工作,这无疑是最艰苦的兵种,他们需要在崇山峻岭中开路,在江河湖泊上架桥,负责最困难、最艰苦的铁路建设任务。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陈再道积极改善铁道兵的待遇,但随着国家建设的重心转移,1982年,铁道兵最终集体转业,而他,也因年事已高,选择了递交政协职务。 那一段峥嵘岁月,他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