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 郝海红 摄

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华文明史上历久弥新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它既关乎神话想象，也关乎山河地理；既沉淀于古代典籍，也延展于现实空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昆仑文化不断丰富重构、拓展升华，焕发出新的内涵与生命力。昆仑、昆仑山、河源昆仑、昆仑神话、西王母等概念相互交织、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昆仑文化厚重而瑰丽的文化面貌。

昆仑的原始涵义与原型

昆仑是中华文明早期重要的文化概念之一，其文化内涵不断层累演变，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与核心意象之一。从词义来看，昆仑具有天的含义。西汉扬雄《太玄经》注：“昆，浑也；仑，沦也。天之象也。”北宋司马光《集注太玄经》曰：“昆仑者，天象之大也。”指出昆仑的原始词义与天有关，其原型为天体，从天体又引申出“穹窿”含义。如《晋书·天文志》云：“天形穹隆，如鸡子，其际如幕，四海之表周接，元气上浮”，天形穹隆与昆仑“浑沦天形”一脉相承，穹窿即为昆仑。《康熙字典》称“凡物之圜浑曰‘昆仑’”，说明昆仑有浑圆、浑沌之意，并引申出“黑”的含义，唐代“昆仑奴”即由此得名。

从早期文献看，昆仑既是地理名称，也指西北部族。如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典籍《尚书·禹贡》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昆仑被认为是西戎的部族或地名。随着历史发展，昆仑从天体或地名逐渐演化成了神山。《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明确指出昆仑是大山。《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记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进一步指出昆仑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的神山。《山海经》对昆仑神山及其神灵世界已有较为完整的描绘，说明昆仑信仰形成较早。

汉代《河图括地象》中云：“昆仑，天中柱也，气上通天”；《神异经·中荒经》记载：“昆仑之山有桐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由于昆仑是居于地之中、可与天相通的神山，后又演化成了天子宣明政教、举行祭祀和朝会的建筑。如《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汉武帝封禅泰山，想新建明堂但不知古制。于是，济南人公玉带献上了黄帝时的《明堂图》，图中的明堂或西南通道被称为“昆仑”。汉武帝命人照图建明堂，行封禅祭天之礼，昆仑就此正式进入中原王朝礼制体系，成为中原王朝祭天和帝王神圣权力的象征。《孝经》记载：“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指出明堂是祭祖配天的礼制原型。《孟子》记载：“夫明堂者，王者之堂。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进一步指出明堂是王道的象征，是帝王实施仁政的政治符号。受儒家思想影响，昆仑从通天的神山逐渐演化成了王权与宇宙秩序的象征，进而衍生出了“天下”“天命”“敬天法祖”等多重含义，升华成了中华民族关于宇宙秩序、神圣空间和权力合法性的文化原型与精神符号。

从虚到实的昆仑山

昆仑山是昆仑文化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物质载体，有神话昆仑山和地理昆仑山之分。民俗学家赵宗福认为：“神话昆仑是华夏先民根据现实地理想象出来的神圣大山，而现实昆仑山又是神话昆仑的延续，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既不可混为一谈，也不能截然割裂。”从神话昆仑山到地理昆仑山，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神话昆仑山是华夏先民根据西北地区多高山，而且高耸接天的地理现实想象出来的大山。在《山海经》《尔雅》《淮南子》等文献典籍中，昆仑山被称为“昆仑虚”“昆仑丘”，地处大地中心或西北，是“万物尽有”的仙山，山上有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不死之药，还盛产美玉，其建筑“以玉为槛”，有“玉楼十二所”，是神圣高洁的“群玉之山”。可以说，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是天帝都城和神仙乐园，具有神圣崇高的地位。

神话中的昆仑不等于现实地理中的昆仑山，古人对昆仑山的地理认知经历了从虚到实的发展过程。《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古籍中认为昆仑在中国西部。之后，随着民族迁徙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古人对昆仑的地理认知进一步明晰。如《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记述周穆王西巡登上了昆仑之丘，参观了黄帝遗迹，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穆天子传》中的昆仑之丘并非现实地理，而是融合了神话与政治象征的意象，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昆仑的地理认知。2025年9月，国家文物局确认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边发现的石刻为秦代石刻，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这一发现表明，早在秦始皇时，秦代人对昆仑的地理认知已扩展到了黄河源地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

从地理昆仑来看，昆仑山横跨中国西部，是由主干山脉和多条支脉纵横排列组成的庞大山系。昆仑山主脉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延伸入青海省境内，横贯新疆、西藏、青海、四川4省（区），全长2500公里，海拔5500米至6000米。一般将新疆、西藏境内的称为西昆仑，进入青海的称为东昆仑。昆仑山主脉与众多支脉共同构成了中国西部重要的地理骨架，挺起了中国大地的脊梁。昆仑山脉冰川广布，是青藏高原“中华水塔”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发源于昆仑山东延及毗邻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一带。因此，昆仑山脉被誉为中华龙脉、万山之宗、众水之源，在传统地理学中具有显赫地位。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昆仑山常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的族源地，如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在《黄帝歌》中说：“赫赫我祖名轩辕，降自昆仑山。”此外，西南的羌、彝等少数民族有“祖出昆仑”的族源记忆。如羌族英雄史诗《羌戈大战》中讲述祖先原居昆仑山下；彝族创世古歌《铜鼓歌》中唱道：“彝家先辈人，居住在昆仑。”可以说，昆仑山区域既是中国诸多民族的早期发源地和传统聚居地，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是中华多民族共有共享的族源地和精神原乡。

河源昆仑的历史建构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昆仑与河源密不可分，河源昆仑是昆仑文化重要的地理标识和文化符号。《山海经》《尔雅》等文献典籍中记载“河出昆仑”“河出昆仑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先秦到清代，历代中央王朝不断通过探寻河源确认昆仑山的位置，形成了独特的河源昆仑文化现象。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根据地理形势和当地传说，认为于阗南山之水流入盐泽（今罗布泊）后潜行地下，至积石山下复出地表而成为黄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源伏流说”。汉武帝据此将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

唐代，刘元鼎出使吐蕃，经过黄河源头，首次将黄河正源所在的巴颜喀拉山（紫山）认定为昆仑山。元代，都实奉诏勘察河源，勘定星宿海为黄河正源，认定其东北的阿尼玛卿山为昆仑山。清代，康熙、乾隆多次派专使考察黄河源，认定阿勒坦郭勒(卡日曲)为黄河正源，康熙皇帝还认为冈底斯山的冈仁波齐就是昆仑山，山前的玛旁雍措就是西王母瑶池。可以说，从唐代至清初，通过多次认定和官方实地勘察，昆仑从神话之山落地成为了横跨青藏高原的庞大地理山系，而随着清代国家政权和版图的稳定，政府与学界逐步合力，使青海、新疆、西藏等地的河源昆仑浑然一体成为“大昆仑”，与今天的地理昆仑山基本吻合。

历代中央政府对河源昆仑的探寻不仅是出于文化探源的需要，更是出于维护“大一统”政治理想、国家疆域安全的考量。“河源昆仑”不仅是昆仑文化的重要地理标识和文化符号，还蕴含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治国经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昆仑神话主题壁画。 赵宗福供图

昆仑神话的体系建构

根据学界研究，中国神话有两大体系，一是发源于西部的昆仑神话，一是受昆仑神话影响而形成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蓬莱神话。昆仑神话产生在前，蓬莱神话产生在后。昆仑神话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内核，赵宗福认为昆仑神话是以宇宙中心崇拜为信仰意象、以昆仑山及其相关神话人物和风物的传说为主要内容，反映了华夏民族早期想象中的文明世界和秩序伦理。

昆仑神话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朦胧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山海经》是记录昆仑神话最早、内容最为丰富的书籍，中国神话学之父袁珂先生称之为“神话之渊府”。《山海经》中有关昆仑神话的内容虽零散而简略，却也描绘出了一个“方八百里，高万仞”，弱水周回绕匝的神山形象，山上有增城、悬圃、樊桐、金台玉楼、九井、桐柱等建筑物，有混沌（黄帝原型）、西王母、陆吾、巫彭等神或巫师，有开明兽、建木、不死树、沙棠树、视肉、火浣布等神物，基本构成了昆仑神话的核心内容。之后，《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史记》《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典籍和古典小说对其进行了补充与丰富，最终形成内容庞杂的昆仑神话体系。如盘古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逐日、女娲炼石补天、黄帝食玉投玉、西王母传说、伏羲画卦、鲧禹治水、周穆王西巡、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华夏先民对宇宙、天文、地理、自然万物的稚拙探索，体现了他们对所处世界和文明起源的文化记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积淀原型的作用，而昆仑神话中蕴含的公而忘私、锐意探索、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和谐大爱的精神理念不仅构筑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雏形，融入到了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之中，更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形成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昆仑神话是中华文明的早期曙光和源头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资源，并在当代文学、影视、动漫等文化产品中不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展现出旺盛的时代生命力。

东汉画像砖中的西王母形象。 胡芳供图

西王母形象的演变与青海渊源

西王母是昆仑神话体系中地位最为崇高的女神之一，其神话传说往往与昆仑山密不可分。西王母的形象、神格演化较为复杂，经历了从原始到文明、由朴野到文雅的演变。在《山海经·西山经》中，西王母以“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凶神形象出现，且居住在昆仑山的玉山之上。西周时期，西王母形象已经典雅化。根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与之相会的西王母，俨然是西王母邦的首领。自战国时期起，西王母逐渐演化为护佑天下太平昌盛的女神，如在汉代铜镜、墓葬砖石画中，西王母成为了承载长生信仰的女神，并且和东王公联系在一起。魏晋以来，随着道教神仙谱系的发展，西王母逐渐被纳入道教信仰体系，成为道教最高的女仙首领。明清以来，西王母与无生老母等民间信仰相互融合，以“瑶池老母”“瑶池金母”等形象广泛流传。

历史上，青海与西王母信仰联系密切。《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云：“蒙逊西如苕藋，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将骑五千袭卑和虏，蒙逊率中军三万继之。卑和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西王母石室（原名“二郎洞”）前方发现了少量灰瓦绳纹板瓦残片，采集到汉代“长乐未央”“常乐万亿”瓦当、乳丁纹方砖及残瓦。据此，有学者认为二郎洞为“西王母石室”，石洞前的建筑就是“西王母寺”。可以说，西王母石室前发现的文化遗存不仅表明汉代青海湖周边存在官方修建的西王母寺，也为《晋书》中记载的北凉王沮渠蒙逊在西王母寺举行祭祀典礼的历史事件提供了考古实证。

此外，藏族民间传说青海湖边有位叫“赤修洁嫫”的女王，意为“万帐王母”，有学者认为她就是西王母的原型，李文实、崔永红等青海学者也认为西王母原型是青海湖地区古羌人部落的首领，而日本汉学家白鸟库吉认为青海湖在藏语里叫“错温布”，“西王母”是其译音或者音转。

总之，昆仑、昆仑山、河源昆仑、昆仑神话和西王母既是昆仑文化的核心概念和文化符号，又是解读昆仑文化深厚底蕴的关键钥匙，其发展流变不仅反映了昆仑文化的演进脉络与丰富内涵，也间接折射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历程，为当下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和丰厚的精神滋养。(作者:胡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青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