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7年，宋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礼部贡举主考官。正月初六，欧阳修率副考王珪、梅尧臣等人踏入锁院，与外界隔绝，做的第一件事，是"亮明态度"——凡太学体文章，一律黜落，不问出处。有个叫刘几的太学生，提笔便写下"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古奥险僻，自以为高妙。

欧阳修看罢，提笔在旁批道："秀才刺，考官刷！" 当场罢黜，一点情面不留。

此榜的规矩，从一开始便已写定：言之有物，方得入场。

就在这样的考场里，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落笔写下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

文章中，他引了一个典故——"尧曰宥之三"，说是出自某部古籍。

典故是他自己编的。

阅卷官梅尧臣读到这篇文章，当场拍案，送至欧阳修案头。欧阳修越读越兴奋，确信这篇文章论理之透彻、行文之流畅，绝非等闲之辈——他认定，这必是门生曾巩的手笔。

为了避嫌，他忍痛将此文降为第二名。

放榜之日，糊名揭开。

第二名，不是曾巩，是苏轼。

欧阳修"不觉汗出"。事后他专程登门，问那个典故的出处。苏轼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

欧阳修听完，沉默良久，随后说出了那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话："三十年后，世人将不再谈论我欧阳修。"

但苏轼不过是这张榜上最耀眼的一道光而已。

同年入榜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时年十九岁，与兄长同日及第，一时传为佳话。 散文家曾巩，那一年三十九岁，历经多次落榜，终于在欧阳修的倾力提携下，以高龄跻身进士之列。

理学宗师程颢，这一年也坐在考场中。他与弟弟程颐师承周敦颐，提出"理"是万物本原，开创洛学，为日后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奠下地基。程颐则因一年前解试落第，与这张榜单失之交臂——但兄弟二人所创的洛学，最终以程朱理学之名，成为此后七百年中国官方哲学的根基。

关学宗师张载，同年得中，正是程颢的表叔。他日后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横渠四句"，几乎成了千年以降读书人的精神宣言。

还有后来主导变法的吕惠卿、铁腕宰相章惇，以及一门六人同榜的曾氏家族——曾巩的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还有两位妹夫，一家人集体上榜，轰动士林。

而王安石，彼时已在京中任群牧判官，正是此次科举结束后方才离京赴任。这一榜选出的进士，日后有许多成了他变法的干将，也有许多成了他最激烈的政敌。

那年的主考台上，坐着欧阳修； 考场里，坐着苏轼、苏辙、程颢、张载、曾巩； 京城的某处廊道上，王安石正负手踱步，等待这批新人鱼贯而出。

整个大宋文明的筋骨，就这样在同一个春天，交汇于汴京城中。

这张388人的进士榜，《宋史》单独立传者多达二十四人。日后出将入相者九人。

从文学而言：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因这次科举悉数汇聚京师，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从思想而言：宋代经学四大流派，其中三派的奠基者皆出于这一张榜，由此影响了中国儒学整整一千年的走向。

从政治而言：此后数十年，大宋朝堂上的每一场风云变幻，几乎都有这批人的身影——他们有时是同僚，有时是政敌，有时是彼此迫害的对手，却始终共同塑造着那个时代的命运。

历史上每隔数百年，总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时刻，让无数大才在同一天空下相遇。

他们互相打磨，互相激荡，共同撑起一个时代的脊梁。

嘉祐二年，便是这样的时刻。

欧阳修晚年曾说，阅人无数，独与数子相遇，平生之幸。

而那些走出考场的年轻人，或许还未意识到，自己那一管墨、那几张纸，正在将中国的文脉，悄悄地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那年的春闱，录取了388人，却留下了足够一个民族回味千年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