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东聊城的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宁志浩摄

一块石碑，能告诉我们什么？

在山东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运河文物文献展览馆中，保存着一幅名为《重修茶棚记》的碑刻拓片。碑刻记载，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直隶南宫县石家庄人石德玉在临清经营商业，他募资修建三间茶棚，为过往商旅免费施茶，得到当地百姓的赞扬。70余年后，茶棚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石德玉后人与附近村民募资重修茶棚，令善行得以延续。

刻在石碑上的善举，既体现了运河区域普通民众崇德向善、热心公益的朴素传统，也展现出不同地域民众守望相助、共居共融的社会风貌。这些镌刻在石碑上的民间记忆，一方面弥补了正史对基层社会记录的缺漏，另一方面也让后世的人们得以触摸运河历史中鲜活的普通人生活脉络，让湮没在岁月里的善行义举重新被世人发现。

“透过这块碑我们不难看出，大运河的历史不仅仅记载着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过往，还有许多普通民众的生活。”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教授郑民德说。

2007年，郑民德进入聊城大学，师从运河研究专家王云教授攻读硕士，由此走上大运河文化研究之路。后赴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导师许檀教授是明清经济史学者。

当时的运河研究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制度史、水利史等领域。“对区域社会中的群体及民众生活关注较少，研究侧重宏观与整体，微观与个体层面的研究有待加强。”郑民德回忆。

通过日复一日地梳理史料、整理运河稀见文献，郑民德对运河研究的关注点悄然发生改变。

在《重修金滩镇浮桥碑记》中，郑民德看到清代道光年间，为便利漕船航行、商旅往来，元城县及金滩镇官民捐资修建浮桥的盛举；在《扬州画舫录》里，他找到了清代安徽商人汪应庚在扬州经商时修缮文庙、资助贫生、建造桥船、帮扶行旅的诸多善举资料；而更多类似《重修茶棚记》的碑刻，记下了运河与沿岸区域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回头看，我的研究从制度史转向社会史，并非刻意，而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过渡、水到渠成。”郑民德围绕漕运仓储与区域社会展开研究，既涵盖制度史内容，也关注不同人群的互动，“以社会史视角聚焦河工及漕运运作中的人，更能揭示不同群体与区域社会的关联。”

郑民德刚入行时，运河研究是名副其实的冷门学科。“早年，聊城大学从事运河研究的仅有王云、李泉、吴欣、李德楠等几名老师，经费与人才均极为匮乏。”即便如此，研究团队仍潜心深耕，出版了《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等重要著作。

转机出现在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相继实施。早在2012年即已成立的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作为以运河学为研究对象的实体科研机构，由此驶入发展快车道。截至目前，研究院拥有专职科研人员22人，累计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4项，出版著作80余部。

过去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运河档案、碑刻、契约、舆图等稀见文献，如今得到系统关注。“研究范围持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客观性与真实性显著提升。”郑民德说，随着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成为常态，研究院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文旅融合等领域成果频出，服务社会的作用日益凸显。

研究运河近20年，郑民德大部分时间里在整理资料、翻阅档案，或走访各地、进行田野考察。“其中有艰辛，也有喜悦。”郑民德说，“每当看到论文发表、著作出版、成果落地转化时，内心便满是欣慰，一切都值得。”

当前，选择运河学研究方向的学生数量仍有限，运河民间文献整理、古遗址保护、沿线古建筑研究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但郑民德也看到了希望——随着运河文化课程的开设、田野调查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产生浓厚兴趣。

“对有志于冷门学科的年轻人，我想告诉他们：守住信心、坚持恒心、保持初心。”郑民德说。

《 人民日报 》( 2026年08月27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