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8月21日文章，原题：血色黎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帝国体系的废墟 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荷兰历史学家方德万在新书《血色黎明》开篇便提到，西方关于二战的历史叙述长期聚焦欧洲、美国和俄罗斯，而亚洲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完整讲述，也很少出现在公共记忆中”。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本书纠正这种失衡，让亚洲战场回到应有的位置，同时追溯帝国体系的瓦解以及亚洲国家的兴起。

亚洲战场近年成为一个研究颇为活跃的领域。13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就曾出版广受好评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也有意将中国抗日战争纳入其全球二战史；国际知名战争史学家、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奥弗里的《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更进一步，将二战明确视为一场始于1931年日本侵略的帝国主义战争。

方德万在书中对亚洲战局的讲述较为全面。他提到，大萧条加速了日本“大正民主”（1912年至1926年日本大正时期推行的政治体制与政策，以政党政治与民本主义为核心，试图在君主制框架内探索民主实践——编者注）的终结，让一批视自由主义为颓废象征的军人获得权力。与此同时，日本社会还存在强烈的种族不平等怨恨。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1919年作为随员参加巴黎和会后，便认定西方所谓的普世主义大多是虚伪的。他认为，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普遍鄙视有色人种，这在美国对黑人的歧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对西方种族等级制度的不满，并没有阻止日本建立自己的种族等级秩序（归国后，近卫文麿写下《战后欧美见闻录》，认为巴黎和会显示了大国的横暴，实力支配是铁的原则。他认为日本提出的“人种平等”提案未被采纳，是因为日本力量不够强大。近卫文麿还在文中鼓吹“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我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的生存，要求发展之地”——编者注）。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一方面打着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另一方面却要求亚洲国家向东京臣服，并为日本提供石油等资源。反帝国主义最终成为日本建立“新帝国”的一张“宣传说明书”，其中存在明显的悖论。

全书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逐渐进入高潮。当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最终演变为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中国全民族抗战已经长达4年5个月。此后，日本迅速占领菲律宾、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等广大区域。

方德万还在书中提到那些曾与日本合作、共同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例如“缅甸国父”昂山。他曾在日本的协助下组建“缅甸独立军”反抗西方殖民统治者，后来发现日本同样具有帝国侵略野心，于是倒戈反日。

书中认为，原子弹是战争结局中的关键因素。在日本国内陷入混乱之际（日本内部对投降意见不一，担心民众公开抗议），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似乎为日本战败提供了一个“体面”的解释：日本并非“死于”国内混乱，而是败给了压倒性的外部力量。

此外，方德万对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和1944年至1945年“爪哇饥荒”的分析尤其有力。在这两场灾难中，英国的征粮政策和荷兰的焦土政策加剧了战时物资短缺，使其最终演变为大规模饥荒。这些惨剧进一步削弱了殖民主义的合法性。战后，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正是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逐渐建立起来。

《血色黎明》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扎实而全面的梳理，并再次强调了亚洲在二战历史中的重要性。（作者普拉蒂纳夫·阿尼尔，魏思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