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折磨手段，我们的祖先，尤其是清朝的酷吏们，可谓是鬼点子层出不穷。早在原始社会，为了维持统治，简单的酷刑就已出现，随着文明的演进，折磨人的伎俩也愈发残忍。那些我们熟知的凌迟、腰斩、车裂，仅仅是字面上就让人不寒而栗，更遑论承受其中痛苦的人。而有些刑罚，起名文雅，实则暗藏着令人发指的残忍，例如凤皇晒翅、仙猴献桃、弹琵琶、骑木驴、点天灯，无一不是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

清朝末年，一个名叫毓贤的酷吏，将残酷程度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发明了一种名为站笼的刑罚。乍一看，不过是将犯人关进笼子里，难不成有什么了不得？然而，站笼的残忍之处，却在于它深不见底的折磨。最初，这个刑罚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的立枷，那是明神宗朱翊钧为了震慑犯人的手段。立枷，顾名思义，就是让人只能站立，犯人脖子上佩戴着枷锁，前面长而后面短，沉重至极，据说重达三百斤。没有人能举起或坐下，只能痛苦地抻着脖子，顶着枷锁，直至筋疲力尽。

这在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手中是常用的手段，不少犯人经受不住这无情的折磨而身亡。 然而，仅仅十几年后，朱由检登基后，清除掉了魏忠贤，这座冰冷而残忍的立枷便被废止了，再未启用。近三百年的时光荏苒，到了清朝末年，毓贤却又将这个被遗忘的酷刑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改良，并以此折磨了无数无辜百姓。

毓贤，生于1842年，是满洲正黄旗包衣的后代。他出身卑微，又资质平庸，最终选择了捐官，走上了许多八旗子弟的老路。先是捐了一个监生，干了十几年攒了一些钱，1879年，又花钱买了一个副知府。就这样混日子，直到47岁，才终于等来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捐了一个曹州知府。然而，正值曹州发生了一起漕银被盗案，朝廷的数万两饷银被强盗洗劫一空。当时清政府内外交困，还要向列强支付巨额赔偿金，缺钱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朝廷于是下令发现盗贼，格杀勿论。 这对于嗜杀如命的毓贤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当官不贪污受贿，却出了名是个清官，他要的不是钱，而是命。

毓贤上任后，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他以残暴闻名，一到任，小偷强盗便都躲了起来，想观望一番。他四处搜寻，却始终找不到真盗。他心想：来抓盗不杀人，怎么能出政绩？他们不出来，我可以钓他们出来。于是，他便将站笼酷刑作为钓鱼执法的一种手段，堪称是钓鱼执法的鼻祖。 因为无法抓住真正的盗贼，毓贤命令人到大街上撒钱，这在古代社会，谁会拒绝捡钱呢？古代又没有监控，捡钱的人自然络绎不绝。

谁能想到，拐弯处、墙角旮旯里，正蹲着伺机而动的官兵。谁捡钱，谁就是盗贼。凭借着这一招，官兵们很快就抓捕了一大批百姓。抓捕后，自然是严刑逼供，那些固执己见的被逼得七窍生烟，不停地喊冤。 毓贤便拿出他改良过的站笼酷刑。站笼与立枷最大的区别在于，枷锁被替换成了一个巨大的笼子。这个笼子齐肩高，顶部有一圈木环，刚好能锁住人的脖颈。犯人被装进笼子里，双脚根本够不到地面。笼子的底部有一根木头，上面堆放着砖块，犯人只能勉强地站立，而砖块则会不断被抽走，让人半吊在笼子里。

木环紧紧卡着脖颈，再加上身体的重量，这种半上吊的姿势，让人很快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出现缺氧症状。虽然看起来只是简单的站立，但身体再好的人，也难以坚持一天就能活下来。毓贤曾得意洋洋地向人炫耀：我到任两个月，站死三百七十多人。上任三个月，他便处死了两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撒钱钓鱼抓来的无辜百姓。当时曹州的风气，很可能成为了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淳朴的风气，那绝对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哪怕是金元宝掉在地上，也没人敢去捡。正是因为毓贤，这个酷刑才名扬天下。他的衙门门口，常年摆放着十二个站笼，死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出来，又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关进去，《老残游记》第三回中就写道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

算上他当曹州知府的四年时间，仅仅站笼就处死了两千多人的百姓，如果再算上其他方式处死的，那数字就更可怕了。当时人们私下里都叫他毓屠户，说他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因为善治盗而升官了，官阶越来越高。一个杀民邀功血染红顶的酷吏，理应受到严惩，但毓贤的死却颇具悲壮色彩，临终前仍有人称赞他是爱国英雄。

当时的西方列强入侵我国，毓贤对此深感不满，他根本不畏惧洋鬼子，便将自己辖区内的洋鬼子全部杀光，被后世冠以山西教案之名。这次他依然无法改变嗜杀如命的毛病，杀死了上百名外国人，却牵连了上万名中国百姓。1901年，西方列强逼迫慈禧，毓贤最终被砍下了头。杀数万百姓得以升官发财，杀外国人却要被砍头，毓贤一案再次印证了清廷的腐朽无能和可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