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大足的石刻崖壁上，除了庄严肃穆的佛像和飘逸灵动的飞天，还有一群特殊的“主角”穿越千年时光，向世人走来。

它们或昂首奋蹄，或悠然静卧——牛，这一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留下深深印记的家畜，在大足宋代石刻中出现了数十头。

8月24日，在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大足石刻研究院馆员刘辉以《大足宋代石刻中的牛形象及相关问题研究》为主题，揭开了这些石刻牛背后的秘密。

▲大足石刻研究院馆员刘辉进行主题分享。主办方供图

刘辉说，大足石刻中的牛，以川渝地区常见的水牛为原型。它们体格健硕，牛角自然弯曲，有的伏卧在地，有的甩尾前行，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不同于北方石窟中牛多为佛教经典中的抽象象征，大足的牛来自匠人对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养鸡女身边悠闲踱步的牛，牧童胯下温顺前行的牛，菩萨座下奋力支撑的牛，每一头都能在宋代巴蜀的田间地头找到原型。

正是这些凝固在石头上的生灵，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关于宋代社会生产、生活与文化的鲜活故事。

牛是宋代车架中的“硬核”担当

漫步大足北山佛湾，第209号龛中一头壮硕的水牛格外引人注目。它前腿直立，后腿微曲，扭头看向龛外，牛角弯曲有力，身上配有精致的攀胸带和络头，肌肉线条饱满而富有张力。

刘辉说，翻开史料，人们能看到一幅生动的宋代“牛车行驶图”：东京开封府的冬日，运粮的牛车堵塞道路，“车尾相衔，数千万辆不绝”；长江边的集市上，也是“牛车辚辚载宝货”。

大足石刻中那些体形健硕的水牛形象，正是宋代陆路运输主力军的真实写照。

与中原缺马的现实相呼应，牛在宋代承担了大量本应由马完成的牵引工作，是宋代车架中的“硬核”担当。无论是皇室贵族的豪华牛车，还是市井百姓的简陋货车，牛都以其稳健和耐力，成为连接城乡、沟通有无的“动力心脏”。

除此之外，宋人还用牛车来装载酒桶、运送军需物资，熙宁年间甚至有官员上书请求允许百姓在农闲时节用牛车“顾载私物”以补贴家用。

石刻中那些看似静态的牛，实则承载着一个时代物资流通的滚滚洪流。

田垄间的牛是耕种时“铁打”的主力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有一组长达数十米的石刻组雕，12幅画面沿崖壁徐徐展开——最初，牧童与牛之间还拉着绳索，牛桀骜不驯；随着画面推进，绳索渐渐消失，牧童与牛的关系越来越松弛；到最后，只剩一轮圆月悬于空中，牧童和牛都已不见踪影。

▲大足石刻宝顶山上的《牧牛图》。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这就是著名的《牧牛图》石刻。

▲《牧牛图》局部。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牧牛图》的教化寓意上移开，看到的其实是宋代巴蜀乡村最日常的场景：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水牛在溪边饮水，母牛低头舔舐牛犊。一位牧童盘腿坐在牛背上，双手合十；另一位侧身骑牛，双手置于唇边做吹奏状，短衣负笠，完全是南宋乡间放牛娃的标准打扮。

这些细节让千年前的宋代乡村生活瞬间鲜活起来。

“农者天下之大本，衣食财用之所从出，非牛无以成其事。”刘辉说，南宋农学家陈敷在《农书》中的这句感叹，道出了牛在宋代农业中的核心地位，田垄间的牛是耕种时“铁打”的主力。

铁犁牛耕在宋代的全面推广，使牛成为与土地、农民并称的农业生产“铁三角”。在传世的宋代《耕获图》中，牛拉犁耕地的场景清晰可见：农夫扶犁，耕牛奋力牵引，后面还有人操作碎土工具——耙，整个耕作流程环环相扣。

大足石刻中那些膘肥体壮的水牛，某种程度上也是宋代畜牧业管理有方的“注脚”。

巴蜀地区作为宋代重要的产牛区，不仅自给自足，还能外销其他区域。当我们在崖壁上看到牧童与牛和谐相处的画面时，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农业文明繁荣时期，人与生产工具之间质朴的依存关系。

自在的牛化身为宋人心中的文化符号

在大足石刻中，还有一些牛的形象颇为特别——它们不见牧人，也不受束缚，完全处于自由自在的状态。

其中一处独立的石块上刻着两头牛犊正于大牛腹下作吸奶状；另一处龛中，5头健壮的水牛俯首曲颈，似在缓慢行进，姿态十分生动。

刘辉说，这些自由活动的牛，与宋代文人心目中隐逸生活的意象不谋而合。

宋代文人笔下，牛是远离朝堂纷争的精神意象。从“骑牛入山谷，不羁不勒无拘束”的闲适，到“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野趣，牛成为士大夫们向往田园、追求心灵自由的载体。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人还用牛来比喻人的品格。王安石被比作“牛形人”，形容其敢于担当、负重前行；苏轼则在争论中调侃司马光过于执拗，称其为“司马牛”。牛从一种动物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那个时代对于坚韧、沉稳、奉献等品质的认同。

走在宝顶山蜿蜒的崖壁前，这里的每一头牛都被赋予了不同的神情——有的昂首倔强，有的垂首温顺，有的回首顾盼，有的悠然自得。它们与牧童、山水的组合，共同构成了宋代人心目中“简单、纯真、自然和谐”的理想生活图景。

这些历经千年风雨的石刻作品，以其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为我们拼合出一幅关于宋代人与动物、人与土地、人与精神世界的完整画卷。

来源：新重庆-重庆日报原创（记者：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