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的雨落在商丘古城的青石板上，温润如旧。北宋时，这里称应天府南京（亦称南都），是张方平的桑梓地。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参知政事。此人目光如炬，胸有风骨，于朝堂直言敢谏，于草野识人于未显。《宋史·张方平传》载：“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轼下制狱，又抗章为请，故轼终身敬事之。”正是这位南都故人，将三苏从蜀地乡野引向了汴京的庙堂与文坛。

张方平与三苏的故事远不止一段“伯乐相马”的佳话，更是一曲关于知遇、理想与坚守的叙事，堪称“知己之谊”超越“师生之伦”的典范。往更深处说，他们以半生行止共同写就了宋代士大夫关系的一种典范——不依附、不交换，以独立人格相互映照，以家国理想为共同归宿。

一、益州任上：以国士待一介书生

至和元年（1054年）冬，张方平以户部侍郎知益州。理政之余，他延访隐逸，闻眉山苏洵“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即举荐其代成都学官。

至和二年（1055年），苏洵携二子至成都拜谒。苏轼后来在《乐全先生文集叙》中写道：“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张公读轼、辙文章，断言：“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无名氏《瑞桂堂暇录》）遂做了一件宋代官场极罕见的事——劝苏洵莫让二子走眉州乡举（那是“乘骐骥而驰闾巷”，埋没良骏），自掏盘缠，安排斋舍，当场命题试兄弟二人，确认无疑后，修书一封，径寄东京欧阳修。

嘉祐元年（1056年）五月，三苏抵汴京，持张方平书见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年）春，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科，苏洵以《权书》《衡论》名动京师。一门三杰的序章是商丘人张方平在成都掀开的。此时他们尚无诗笺往来，但苏洵《上张侍郎第一书》中“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一语，已是把知遇压进信札的最早回声。

张方平后来在《文安先生（苏洵）墓表》中自陈心迹：“因谓苏君：‘左丘明、司马迁之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远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师乎？’因以书先之于翰林欧阳永叔。”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更记下张公坦荡之言：“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

二、陈州之会：读杜、送别与幕府诗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任杭州通判，途经陈州。时张方平知陈州，留饮幕中。席间张方平读杜（甫）诗有感，苏轼当即次韵（又叫“步韵”，是古人写诗唱和的一种形式，要求韵脚字相同且次序必须完全一致）相和，作《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般斤思郢质，鲲化陋鯈濠。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般斤思郢质”用《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成风之典（公输般之斧需寻觅郢人鼻端之垩为质），以此喻张公诗笔如鲁班之斧，自谓如敢承斧削的郢人，写尽唱和之默契。

是年八月，张方平请辞州职，改任南京留守司御史台，移居南都。苏轼作《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相送：“我公古仙伯，超然羡门姿。偶怀济物志，遂为世所縻……出入四十年，忧患未尝辞。一言有归意，阖府谏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茅茨。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落句以子思自比，暗说朝廷不当令张公这样的贤者坐废留台（该诗后来被摘入乌台诗案“讥讽”条目）。

苏辙其时亦在陈州任学官，张方平移任南京，作《送张公安道南都留台》长诗送别。“识公岁已深，从公非一日。仰公如重云，庇我贫贱迹。……少年喜文字，东行始观国。成都多游士，投谒密如栉。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筚。”开篇即追忆成都初遇，“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将当年成都“以国士待之”的知遇化作幕府送别时的泪光；诗末“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筚”，更是宋代师友诗中极恳切的偕隐之愿。

三、乐全堂题咏：南都烟雨里的“全”字

乐全堂题咏，是这场知遇之交最集中的精神凝结。

张方平晚号“乐全居士”，堂名“乐全”，尝自篆印、题诗以阐其义。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知密州，先作《张安道乐全堂》：“列子御风殊不恶，犹被庄生讥数数。步兵饮酒中散琴，于此得全乃真乐。乐全居士全于天，维摩丈室空翛然……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但令端委坐庙堂，北狄西戎谈笑了。如今老去苦思归，小字亲书寄我诗。试问乐全全底事，无全何处更相亏。”“小字亲书寄我诗”，坐实张方平致仕后以诗札与苏轼往来不断；“无全何处更相亏”，把张公“全于天”的退守与少年“端委庙堂”的期许压成一副沉甸甸的对子——退不是弃，守不是怠，全者乃是不亏其天。

苏辙亦作《题张安道乐全堂》：“天命无不全，人事每自伤。譬如摩尼珠，宛转有余光……我公体自然，率性非勉强。驰驱四十年，不入忧患场……申屠师无人，无足亦自忘。如逢郑执政，一笑先生傍。”

兄弟二人一刚一柔，苏轼以“龙章凤姿”写其英气未泯，苏辙以“摩尼珠”喻其圆融无伤。一者将“全”推向庙堂之责，一者将“全”归于天命之圆，“乐全”二字被写成了士大夫退居后完整的精神坐标。

元丰元年（1078年），王巩（张方平之婿）携张方平《乐全堂杂咏》卷至徐州，苏轼题卷末，作《张安道见示近诗》：“人物已衰谢，微言难重寻。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萧然王郎子，来自缑山阴。云见浮丘伯，吹箫明月岑。遗声落淮泗，蛟鼍为悲吟。愿公正王度，《祈招》继愔愔。”

苏轼以卫玠南渡比张公文章重振正始之音，以浮丘伯比其为人高洁，结语以《左传》祭公谋父《祈招》之谏——规劝君王“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此诗后来亦被摘入乌台诗案“讥今时风俗衰薄”条目），但照见苏轼和诗的真正落点从不在景慕处止步，总把张公引回“正王度”的政道里去。知遇之报不在称美而在以诗谏道，这或许才是“乐全”二字最深处的回响。

四、乌台诗案：萍梗与尘榻

张方平对苏轼、苏辙的托举不止于顺风时铺路，更在逆流时挺身。乌台诗案中张公的所作所为，便是最生动的注脚。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途经南都，谒张方平，晤苏辙，半月后南行。七月，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面临死刑威胁，朝野噤若寒蝉，此时已致仕的张方平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神宗皇帝为苏轼求情：“苏轼乃天下奇才，陛下若杀之，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最终，苏轼被贬黄州，免于一死。

苏辙也因之受到牵连，被贬为监筠州酒税，临行过南京，辞别张方平。张方平凄然酌酒，手书一绝《送苏子由监筠州酒税》（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为别。“匏瓜”语出《论语》“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之典，是自伤闲废之身；“尘榻”反用陈蕃悬榻待徐孺子之典——昔日南都幕府中专为苏辙而设的那张客榻，从此空挂尘埃，再无扫榻迎宾之日。

大观二年（1108年），苏辙七十岁，闲居颍川（许昌）。苏过（苏轼第三子）出子瞻遗墨，中有张方平当年赠别之章。苏辙览之泣下不能止（此时距成都初见已五十四年，距南都送别二十九载），乃追和《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并引）》，引中自述：“元丰初，子瞻以诗获罪，窜居黄州，予谪监筠州酒税。公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为别……后七年，蒙恩召还，复见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叹，时公薨已数年矣。”

“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这是苏辙对当年南都尘榻之叹的回应，不是空斋挂榻的悲凉，而是“一生知己有斯人”的笃定。尘榻虽悬，知己之诺已偿。

《送苏子由监筠州酒税》一诗，是乌台血雨中留存下来的温情见证。苏轼脱狱后迁黄州，苏过日后整理遗墨，发现此笺与《乐全堂杂咏》同贮巾箱。一场跨越两代的知遇，最终靠着这首送别绝句，穿透牢狱与流放，在故纸中延续着未冷的温度。

五、黄州铁杖：以杖代柬的寿诗

元丰三年（1080年）后，苏轼谪居黄州，张方平退居南京。元丰四年（1081年）张方平生辰，苏轼寄铁拄杖一支，并附《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拄杖为寿二首》：

其一

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

每向铜人话畴昔，故教铁杖斗清坚。

入怀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龙护昼眠。

遥想人天会方丈，众中惊倒野狐禅。

其二

二年相伴影随身，踏遍江湖草木春。

擿石旧痕犹作眼，闭门高节欲生鳞。

畏途自卫真无敌，捷径争先却累人。

远寄知公不嫌重，笔端犹自斡千钧。

铁杖之重，是贬所无长物可献的实话；“畏途自卫真无敌，捷径争先却累人”，则是以杖喻人，一语双关（张方平不趋新法捷径，故能立住；苏轼不走乌台畏途的妥协路，故能活转）。铁杖曾伴苏轼踏遍江湖草木春，如今横越千里寄往南都，其重不在斤两，而在它替两个人都说了一句不肯低头的话。以物代柬，以诗代书，黄州与南京之间，这一支铁杖比任何奏疏都沉，因为它托住的不是政见，而是两个人撑过政争风浪后依然没有弯的脊梁。

六、南都遗韵：最后的国士之报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自黄州量移（贬官遇赦改近地）汝州，途经南京，留居三月，作《代张方平进神宗功德疏》，并校订《乐全先生文集》。

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在京师陷洛党之围，作《与张太保安道一首》尺牍：“某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想已闻其详。近者凡四请郡，杜门待命几二十日。文母英圣，深照情伪，德音琅然，中外耸服。几至有所行谴，而诸公燮和之。数日有旨，与言者数君皆促供职，明日皆当见。盖不敢坚卧，嫌若复伸前请尔。蒙知爱之深，不敢不尽，幸为察之。褊浅多件，有愧教诲之素，临书悒悒。”同年校《乐全先生文集》并作叙，比张公为孔融之志、诸葛亮之器：“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

元祐六年（1091年）十二月，张方平卒于南京，享年八十有五。临终弥留之际，但言“伸意子瞻兄弟”。苏轼时在颍州，闻讣设位荐福寺，服孝三月，撰《祭张文定公文（三首其一）》，痛述：“公视生死，如夕与晨。老不惰媮，疾不嚬呻。有化非亡，有隐非沦。我独何为，涕流于巾。”次年七月于扬州撰《祭张文定公文（三首其二）》，同期应张方平之子张恕、婿王巩之请，又撰七千余言《张文定公墓志铭》（这是苏轼一生所撰墓志中最长的一篇），九月于南都撰《祭张文定公文（三首其三）》，字字皆以国士报国士。

元祐六年（1091年）十二月，苏辙作《祭张宫保文》，次年作《再祭张宫保文》。

题诗、文集叙、尺牍、祭文、墓志，叠加在一起，托得起“谊兼师友”四字。而真正托住这四个字的不仅是笔墨，更是半个世纪里每一次风波来时彼此都没有转过去的背影。

七、张方平与三苏：“谊兼师友”的历史重量

重读张方平与三苏的往事，最令人动容的不是史册中的宏大叙事，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滚烫瞬间。

张方平手握举荐之权，却未以此结纳同列，而是致信早年政见相左、素有嫌隙的欧阳修；乌台诗案起，朝野噤若寒蝉，虽已致仕居家，本可置身事外，却毅然抗章上书。苏轼亦从未因张方平失势而疏远——一生八过南都，唱和张公诗、寄黄州铁杖、撰七千言墓志铭等以报。苏辙中年两入其幕府，晚年追和旧句，写就《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南宋岳珂曾评苏张之交：“以道相从，投石以针，不约而合，谊兼师友，千百载间二人而已。”

从知州任上的国士之许，到陈州之会、南都尘榻、黄州铁杖、颍川追和等，一行行一字字，都是“谊兼师友”最体面的注脚。我常思忖，这种交往究竟系于何物？非为私恩，非为党争，唯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那份士大夫心气，不因进退而改其度，不因利害而易其心。

八、文字里的注脚：知遇与回报

商丘古城的秋雨还在下，南都乐全堂已化为尘土，成都净众寺的画像也已消融，但苏洵的《张益州画像记》、苏轼的《乐全先生文集叙》与墓志铭、苏辙的书信祭文，以及那些穿越政治风浪的诗笺短札，已将这场知遇凝固为北宋文化史中最体面的篇章。

漫步商丘古城，踏过应天书院的青石板，或许不会想起张方平，但只要读到“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只要翻到《乐全先生文集叙》里那句“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只要重读“可怜萍梗飘浮客”与“一生知己有斯人”的唱和，千年前的南都烟雨便会穿越纸页，湿人眼底。

知遇之贵，在于识才之后不挟恩而求；回报之重，在于以同等独立的人格呼应那份最初的信任。张方平与三苏，用一生的行止把它写成了流传千古的诗。

（作者：陈道山，系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