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临汾战役硝烟散尽，半个多月后，华北军区第八纵队在洪洞曲亭镇隆重举行了祝捷大会。这场盛会吸引了众多目光，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时任军区副司令员兼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徐向前，他的出席更彰显了大会的意义。在中央批准下，徐向前将光荣称号临汾旅郑重授予了八纵23旅，并亲自将一面印有光荣的临汾旅字样的旗帜授予了旅长黄定基和政委肖新春，这一刻，23旅上下都洋溢着自豪和喜悦。

临汾旅的殊荣，不仅仅是荣誉的象征，更在于它是全军中唯一一个授予旅级单位的特殊称号，此后便再无类似先例。首任旅长黄定基也因此一战成名，但命运却悄然安排了一场残酷的考验。令人惋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黄定基的声名逐渐淡去，这并非有意埋没，而是源于他过早离世，仅仅39岁就与人世永别，甚至错过了1955年新中国隆重举行的授衔仪式，这份遗憾令人扼腕叹息。而华北军区第八纵队的前身，则是晋冀鲁豫军区的第八纵队，它的成立颇为迟缓。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后升任上将）回忆道，1947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适应转入战略进攻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召开了整编会议，计划扩大野战军的规模。遵照军区的指示，太岳军区22旅、23旅以及独立二团、警卫四团、五十六团被抽调出来，组建了崭新的24旅，作为八纵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八纵成立之初，22旅便被调往配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作战，后归四纵建制，改称12旅，这让八纵的初啼便染上了一丝阴影，实则诞生之初就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

剩下的两个旅，24旅是纵队成立之初抽调太岳军区的部队组建的，根据王新亭的回忆，虽然这支部队也是战斗经验丰富，但由于其成员大多是地方部队组成，缺乏正规兵团作战经验，因此战斗力相对较弱。唯有组建时间较早的23旅（1945年12月成立）能够勉强称得上是纵队的骨干力量，下辖的各团都经历了多次战役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23旅的首任旅长正是黄定基，政委则是肖新春（后升任少将）。徐向前出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后，手头可用的人才相对匮乏，因此他对23旅格外重视，这也在情理之中。黄定基出身老红军，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

黄定基出生于1913年，家乡是福建长汀县南阳乡洪田村。他有一个庞大的家庭，兄弟姐妹共有八人。父母希望多子多福，增加劳动力，但生活的重压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父亲因过度劳累，于黄定基十岁时就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幼小的黄定基只能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寻找食物，有时还要做些吹鼓手的工作，饱受嘲笑。这些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改变命运的种子。1929年2月9日，毛主席和朱老总率领的红四军在长汀附近，大破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的两个团，并在随后又歼灭了一个旅。红军解放长汀后，在当地建立了人民政权，黄定基便抓住机遇，加入了赤卫队。同年7月下旬，他毅然投身红军，担任号手，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在红军的队伍中，他从战士一步步成长为班长、排长，并于1931年进入瑞金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毕业后被调往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零一团担任连长。等到长征结束时，黄定基已经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的代理营长。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晋西事变后，黄定基随部队返回八路军，不久后便出任决九团的团长。他凭借在抗战期间屡建战功，多次受到129师刘邓首长的赞赏。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值得一提，1937年抗战爆发后，同年9月，黄定基被派往阎锡山部队进行统战工作，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将原名黄定成改为贾定基。

整个抗战时期，黄定基都是以贾定基的身份活动的，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给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写信，正式请求恢复本名。然而，刘伯承司令员在看到报告后，并未同意他的请求，因为贾定基这个名字在抗战时期已经享有盛名，声望颇高，因此只批准他恢复了原姓。1945年2月，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鲁瑞林以及决九团政治部主任张向善的牵线搭桥下，黄定基与19岁的当地女干部史兰英结为夫妻。然而，战争年代的生活条件艰苦，黄定基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他的肝病尤其严重，病情发作时，疼痛难忍，甚至难以行走。1945年10月14日，平汉战役爆发，国民党军战区副司令马法五、高树勋率领40军和新八军沿平汉铁路向晋冀鲁豫根据地进攻。黄定基也率领决九团随主力九旅一同参战，后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黄定基迅速交割了防务，率部出击磁县以东的魏庄地区。然而，就在此时，黄定基的肝病又发作了，他不得不被警卫员抬到团部指挥战斗，副团长张振华原本要接替他指挥，一见他出现，便责怪道：你带病上来干什么，赶紧去休息，一切有我指挥。黄定基只是摆了摆手，坚定地回应道：仗打的这么激烈，我在后面怎么能蹲得住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和敌人战斗。黄定基带病奋战，鼓舞了全团将士的士气，他们顶住压力，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正是因为战争年代频繁作战，黄定基很少有机会休息。1947年8月，八纵组建后，黄定基被任命为23旅旅长，并参与了对三打运城战役的指挥。同年10月，第二次打运城时，黄定基人不在前线，而是在翼城养病。得知部队攻克运城后，他坚持要求前往一线，上级出于对他的身体的考虑，一直不同意。直到23旅即将发起总攻，上级才不得不屈服于他的强烈请求，同意他到一线视察。实际上，23旅的指战员们也十分挂念黄定基。据曹振邦回忆：当初第二次‘打运城’时，战士们并不知道黄定基旅长因患病到翼城住院治疗，一看到我们总要询问、打听：怎么这段时间看不到旅长了？他到哪里去了？一听说旅长患病住院，就都很关心地询问他的病况怎样，什么时候才能出院等等。说明全旅战士都很想念他，都希望他早日病好出院指挥他们打仗。因为战士们知道，如果旅长在部队，他的身影总要出现在战斗前沿，出现在战士们中间。他不是到前沿看地形、侦察敌情，就是到突击部队指挥战斗。黄定基不顾病痛，奋战在一线，激励着全旅的将士们。在平陆西北朝阳至贤良村地区阻击援敌时，他险些被流弹击中，但黄定基依然镇定自若，沉着指挥作战。在第三次打运城中，黄定基指挥23旅率先采取了挖掘破城坑道的方法，并指挥战士们将炸药埋设在运城城墙之下，北城门段的城墙很快被炸出一个宽达十余米的大缺口。主攻的69团就是从这个突破口攻入城中，并与二纵（王震）一同全歼了运城守敌。

运城战役，开创了我军在缺乏攻坚重武器的情况下攻破敌守备坚固城市的先例，消息传回后方，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欣喜若狂地说道：运城一战，不仅彻底消灭了守城的敌人，而且在精神上摧毁了敌人的防守城市和固守据点的信心。因此，这场战役的作用意义重大，堪称攻坚战的典型歼灭战之一，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1948年3月10日，徐向前指挥大军向临汾发起进攻，战术上仍然借鉴了打运城的经验，但由于敌人有所防备，十三纵38旅连续挖掘的爆破隧道多次被敌人提前破坏。这时，徐向前点名具有经验的八纵23旅出动，然而，不巧的是，黄定基那时正因病情发作，腹部胀得发硬，身边战友纷纷劝他休息，但他严词拒绝：徐总都带病来指挥，我怎么能躺着休息呢？

黄定基不顾病痛，亲自赶赴一线指挥作战，因为病情原因，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随军的医生和警卫员劝说他好好休息，但黄定基却坚决表示：再重的病也只有打下临汾再说。也正是由于他做出的杰出贡献，八纵23旅荣获了临汾旅的光荣称号。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定基的身体越来越差，直到太原战役前夕，已经几乎濒临崩溃，但他始终拒绝休息，一直坚持到纵队、兵团乃至军区首长亲自下令，他才无奈地前往太谷驻地休养。然而，即便身在后方，黄定基的心始终牵挂着前线，他深知，攻克太原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战，因此绝不能缺席。纵队、兵团层层上报，徐向前在慎重考虑后，才同意了黄定基的请求。总攻太原前夕，黄定基再次病倒，当时临汾旅已经改番号为60军179师，师里的众多干部依然劝他休息，但黄定基充耳不闻。当时，徐向前也因病重正在榆次休养，党中央毛主席得知消息后，专门派出了医疗团队到榆次，然而，徐向前听说医疗队到后，立马想起了患有肝病的黄定基和患有神经衰弱的门国梁。把黄旅长与门科长一起叫来了，请医生会诊。太原解放后，部队撤了下来。

那时的黄定基已经病入膏肓，经兵团党委讨论后一致决定，将黄定基安排到北平接受治疗。鉴于战事已经结束，黄定基这才同意赴北平。幸得如此，黄定基得以亲眼目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开国大典。那时，华北军区十八兵团已经归一野战军，大军已经南下，黄定基病情稍稍稳定后，便急切地想和部队南下，重新指挥部队。但中央军委干部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备将他留在北京，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黄定基一听就不同意，坚决要求回野战部队，中央以及十八兵团部反复权衡，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1949年10月中旬，黄定基动身南下，重新执掌179师，并参与了西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同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后，黄定基被调任川北军区南充军分区司令员。然而，由于身体原因，他未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而是选择留在后方。1951年9月，黄定基的病情已经急剧恶化，随时危及生命，川北军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上级汇报，西南军区首长紧急上报后，北京下达了严令，要求西南军区总院派专门的医生赶赴川北，将黄定基接到医院接受治疗。军区首长对黄定基的病情非常关注，还专门叮嘱医院：一定要竭尽全力抢救。 当时，医院几乎所有专家都投入到了对黄定基的治疗中，并且李达还专门请了苏联专家一同参与会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黄定基最终还是因为病情过于严重，无法医治，于1951年9月20日不幸去世，享年39岁。作为黄定基的老上级，徐向前始终对他印象深刻，八十年代初，徐帅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偶然听说临汾旅的老旅长黄定基的墓被毁坏了，气愤之余，立马给成都军区打电话，要求军区会同地方政府限期修复黄定基的墓，还要重新刻碑文。徐帅爱兵如子，他对黄定基一定怀有深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