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河口战斗的硝烟散去，高敬亭司令深知宣传的力量，立刻命政治部精心制作了一份捷报号外，将这场胜利的喜讯公之于众，表彰了所有参与战斗的部队，并以此为契机，鼓励其他部队奋勇向前。消息如同野火般迅速蔓延，各地纷纷发来热切的祝贺电报，报纸也争相刊登这一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新四军在民众心中的声望和影响力。1938年5月15日，武汉的《新华日报》毫不犹豫地刊登了这一重大胜利的消息，宣告着新四军的崛起。同年7月30日，新四军军部新近创办的五日刊《抗敌报》，也及时报道了这场战斗的细节： 5月12日，抗战支队传来捷报：当天午后，我部某团的一个连队，果敢地狙击了在巢湖南岸蒋家河口登陆的日军，一举毙敌六十余人，缴获了二十余支步枪，一面敌军旗帜，以及少量弹药和军用品。残余的敌人仓皇跳上船只，狼狈逃窜，而我们没有人员伤亡。 这则简短的战报，在艰难的抗日时期，显得格外耀眼。

就在此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在密切关注着战局的进展。5月16日，他亲自发出了电报，措辞恳切地向叶挺和项英致电： 叶、项军长吾兄：电悉贵军四支队在蒋家河口出奇制胜，挫败敌军，实属可喜可贺！希望诸位继续奋勇，再创佳绩。中正 铣日。 这份珍贵的电文，如今静静地躺在《新四军参考资料》第二卷中，仿佛在诉说着那个特殊年代国共合作的微妙关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胜利感到欣慰，也难掩一丝幽默，以兄称呼叶挺和项英，更显得亲切随和。

美国的记者杰克·贝尔登，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四军的崛起。1939年1月3日，他在上海的美国人办报《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四军首次与日军交锋的文章，写道：新四军与日军的首次交锋发生在当年5月舒城地区。自那以后，双方几乎每天都有接触。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来到了2012年。唐少田之子的唐曙光回忆起当年发生的事情，讲述着他父亲口中的一段故事：第二天，九团的负责人，高高兴兴地带着一支缴获的步枪和一套日寇的军服，去邻近的国民党川军司令部，希望能得到一些认可。 当九团负责人将缴获的军用品呈上时，国民党副军长脸上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惭愧和敬佩，不禁好奇地问道：你们是几个团的力量，打下了这番战果？

一个团的侦察队，加上两个连。 九团负责人坦诚地回答道。 副军长听后，先是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他连忙询问了目击战斗的当地农民，经过几番确认，终于不得不承认：新四军真是打得好！你们人手比他们少，武器也比他们差，却敢主动出击，拼死抵抗，实在令人钦佩！ 虽然蒋家河口战斗规模不大，但它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这场胜利有力地打击了皖中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寇惯用的刀枪不入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瞬间震惊了患有恐日症的国民党部队。更重要的是，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江北人民的抗日热情，使新四军赢得了敌后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依赖和爱戴，也增强了四支队全体指战员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点燃了皖中大地抗日斗争的燎原之火。

那些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这才意识到，他们的统治区域内，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生畏的新型军队。 而这场战斗的指挥者，是年轻有为的黄仁廷，高敬亭手下的一员猛将，被亲切地称为黄老虎。 黄仁廷，生于1911年，家在安徽省六安县石婆店镇邓冲村（现为裕安区）。他的人生轨迹，与那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紧密相连。1928年，他投身农民协会，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长、红二十八军特务营营长、鄂东北独立团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坚守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阵地。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四军四支队九团营长、第十四团营长，一路奋战，忠诚不渝。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在蒋家河口等战斗的胜利消息传开后，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情席卷了皖中大地。群众的士气空前高涨，青年农民们争先恐后地涌向四支队的各团征兵处，渴望成为新四军的一员。七团在庐江和无为两县设立了新兵报名接待站，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五百多人的报名申请。八团六连在庐江、无为一带积极开展招募工作，当地青年更是蜂拥而至，累计达一千多人。尽管上级要求精兵简政，团里对参军条件也相当严格，秃子麻子不取，个子太高太矮、太胖太瘦都不行，简直如同挑新娘一般，最终只从中挑选了二百余人加入新四军。 1938年6月8日上午，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四三联队三千余人，从合肥方向大举进攻舒城桃溪。国民党军杨森部第二十军第一四五师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在惨烈的交锋中，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至县城、南港、大关、小关一线。日军随后占领了桃溪，将镇及其周围的二十个村庄一千多间民房夷为平地，造成四十多人死亡，二十多名妇女遭到奸淫。下午四时，日军攻占舒城，屠杀未及逃走的居民四百多人和杨森部留守在城关的伤兵一百余人。面对日军的残暴，舒城县长陶若存果断将县政府迁至中梅河二区区署办公，并依靠新四军四支队掩护，在敌后坚持抗战。 鲍有荪领导的舒城县东沙埂抗日游击队，也毅然加入了抗日的队伍。6月8日，舒城沦陷；10日，日寇占领南港。仅仅三天之后，他们便奇迹般地活捉了日本鬼子的通信连长洪龙保章。

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的许多干部战士，都是当年皖西北游击师的指战员和青年工人、贫农，他们身怀绝技，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战斗力十分强悍。这支刚成立不久的游击队，迅速投入到消灭日寇、保家卫国的浴血奋战中。 进攻南港的日本鬼子通信连连长洪龙保章，每次行动都安排三个骑兵做前锋，三个骑兵做后卫，他自己则骑马居于中间。经过游击队的仔细侦察，他们已经摸清了洪龙保章的活动规律。一次，这支小部队在松墩察看线路时，洪龙保章为了方便起见，离开了前后卫去解决生理问题，就在这个短暂的空隙里，埋伏在附近的几个游击战士迅速冲出，一把将他牢牢抓住。 这个洪龙保章，曾参与过九一八事变、淞沪战争、攻陷南京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他精通武士道，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被俘后，他多次试图反抗，甚至趁游击队员休息时准备夺枪逃跑。最终，游击队员用弹棉花的弓绳将他牢牢捆绑。然而，当游击队员一转身，他使劲一跺穿着皮鞋的脚，猛力一挣，弓绳咔嚓一声，应声断裂。为了避免更大的危险，队员小朱和小金毫不犹豫地将他押到东沙埂沙滩上，用刺刀将其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日军失去了通信连长，对东沙埂抗日游击队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半个月之后，他们对东沙埂展开了包围。经过昼夜的激烈战斗，游击队转移到了深山老林之中。尽管如此，日军仍然未能剿灭游击队，气得他们怒不可遏，在撤退时，竟将东沙埂大街上的房屋全部烧成灰烬，并用机枪对着大山进行盲目扫射。 一天，东沙埂游击队侦察员发现，五个鬼子正在南港沙河里洗澡，其中一个鬼子站在岸边把风，枪都挂在附近的房子里。侦察员迅速向指挥部汇报。游击队迅速出击，悄悄潜伏在河边的庄稼地里，慢慢地将他们包围起来。几个战士悄无声息地绕到鬼子哨兵的背后，一把将其抓住，堵住嘴巴，不让他发出警报。其他战士则迅速冲上去，缴获了屋里的枪。正当其他四个鬼子在沙河里洗澡时，突然发现情况不对，连忙跳进水里。游击队员像饿虎扑食一样，迅速扑了过去，先把他们按在水里，让他们呛个够，然后像落汤鸡一样将他们拉上岸来。这场战斗漂亮极了，不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五个鬼子，缴获了五支枪。 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东沙埂游击队总共活捉了六个鬼子，其中杀死一个，枪毙一个，其余四个全部送到了西港冲四支队司令部。 这足以证明，日军自诩的勇敢，经不起真正的考验。仅舒城东沙埂游击队就俘获了四名日本鬼子！ 1938年6月10日，日军入侵南港，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军工兵营于舒城南部地跨南港舒茶的雄关鹿起山进行了顽强抵抗。然而，为了报复，日军在桃溪、县城、南港一带肆意烧杀抢掳。当时，他们点燃民房用的就是手中的打火机。躲藏在山上的舒城难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手一挥，房子就能着火。由于当时打火机在皖中人民看来，也是一种高科技产品。就连市场上的猪肉和食品，他们也不敢吃，生怕被下毒，便从老百姓家逮住活鸡、活鸭、活猪……活猪来不及宰杀，就用刺刀在屁股上挖出肉带走。乡村中到处都能听到黑毛猪的哀嚎。 国民党军纷纷丢盔弃甲，西逃北奔。国民党第五战区桂系军团，当初的作战区域位于山东和苏北一带。他们在北线以徐州为中心，先后打了鲁南、台儿庄、淮南、皖北、徐海和豫东等战役，特别是与日军台儿庄一战，给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暂时阻止了日军的进攻。日军占领徐州等地后，第五战区的军队撤往大别山和平汉铁路以西。原在皖中地区的川军二十军，在淮南铁路线上的运漕与日军接触后，也随之西进大别山。日军侵占了津浦铁路南段的滁县和北边的蚌埠等城镇。国民党的地方军政官员、地主、资本家，纷纷逃离家园，躲藏起来，使得敌后地区更加混乱。汉奸、地主、土匪武装，更是趁火打劫，肆意进行奸淫掳掠。沦陷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成为了一个无人管理的土地。在这个混乱的时刻，人人都以为自己是主人。于是，各种名目的军队从这里蜂拥而过，地主和乡绅可以肆意设卡收税，很多人怀着发财的念头把目标指向可怜的公益设施，各色土匪也以抗日的面目开始抢劫，一些汉奸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权。广大群众普遍高喊：要活命，去找新四军！ 为人民除害，是人民军队的天职。于是，四支队沿途清剿土匪、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四支队在盛家桥、金牛镇等地，先后肃清了千余名土匪，同时与地方党所组织的游击队取得联系，派出大批干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在合肥、寿县、庐江地区，就组织了三个游击大队。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每个大队就发展到两百余人。这些游击武装后来逐步升级，参加了四支队，为抗战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