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2026上海书展马伯庸新书分享会上，知名作家马伯庸与数百位读者分享新作《秦二世必须死》的创作细节。该书以秦末乱世为背景，讲述秦朝御史张苍奉命追查“二世死而地分”的陨石谶言，却意外卷入反秦洪流，并与徐福、易水、张良等六国志士结盟抗争的故事。《环球时报》记者专访马伯庸，围绕新作的创作缘起、如何让中国历史故事跨越文化壁垒，走向海外等话题展开对话。在马伯庸看来，历史并非仅由英雄人物推动，无数普通人的选择同样会汇聚成推动时代前行的历史潮流。

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诉求和愿景，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环球时报：为什么会选择相对冷门的秦二世执政时期作为故事背景？

马伯庸：秦二世胡亥在位的3年，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期，但这3年往往容易被忽略。提到秦朝，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荆轲刺秦、高渐离，或者张良刺杀秦始皇。但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刺杀胡亥本身就是极具张力的历史题材。胡亥执政的3年间，华夏大地陷入混乱与纷争，但混乱之中也孕育着新的秩序。华夏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在这3年里，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并不断向前走。

更重要的是，胡亥所处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为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埋下了种子。后世王朝的行事逻辑、政治运行方式以及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都能在这一时期找到雏形。因此我认为这3年非常值得探讨。

环球时报：“昂扬搏击，迎势而上”是本书关键词之一，但主角团几乎从不迎势而上，而是“造势而上”，如何理解这一设定？

马伯庸：对于书中公孙臣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他会顺势而为、顺应时代潮流；但真正厉害的人，不仅能够顺势而行，还能够主动造势。

对今天的人来说，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只有看清时代的方向和自身的位置，才能作出符合自身处境、时代趋势乃至经济周期的正确选择。

环球时报：如何看待英雄人物与普通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马伯庸：年轻时，我比较认同“英雄史观”，关注的是那些英雄人物，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作出的重大选择和贡献。但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人民史观”更能解释历史的真实走向。

我们关注历史，除了那些聚光灯下的英雄人物，也应该看到无数普通人的选择。一个、两个小人物可能无足轻重，就像长江中的一滴水；但当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形成共同的诉求和愿景，他们便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英雄人物往往恰好站在这股潮流之上。

我写秦二世也是希望告诉大家，中国历史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的意愿汇聚而成的历史潮流。每一个时代的进步、每一次重要的转折，甚至英雄人物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选择，背后往往都有民意和时代意志的推动。

历史题材创作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环球时报：你在创作时，如何把握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平衡？

马伯庸：关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我有一个原则，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所谓“大事不虚”，就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最终走向不能随意改变。比如书里胡亥最终的结局、秦朝最后的走向，以及每个主要人物最终的命运落点，都属于历史的大框架，不能改动，我们必须尊重历史。

在此基础上，一些具体的细节则可以适当虚构，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夸张和艺术化处理。但这种虚构并不是凭空杜撰，而是要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比如书中的张良、徐福等人物，他们具体做过的一些事情虽然是我虚构的，但以他们当时的身份、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我认为，这种历史的逻辑性是连接真实与虚构最重要的纽带。只有建立在历史逻辑之上的艺术想象，才能既尊重历史，又让作品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

环球时报：你的作品经常被评价为“把古人写得像今天的人”“把历史写出了职场感”，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会担心历史人物被过度“现代化”吗？

马伯庸：我不认为自己笔下的这些人物具有所谓“现代化”特点。如果读者觉得他们与今天的人产生了共鸣，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古代普通人的处境和今天存在相似之处，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的命运时，会觉得似曾相识，也会为他们的遭遇感到哀伤。

比如东汉曹氏宗族墓出土的铭文砖上刻着：“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大意是“我”被一个叫王复的人冤枉，受罚做苦役，被逼着要砌一堵很大的砖室墓墙壁，“我”含冤莫白，唯有徒劳地揉捏着这些泥砖，若是哪一日变天了，“我”就要拼死一搏。这其实就是一个汉代普通人的痛苦呐喊。

作为现代人，我们看到这些文字会对他们产生同情。但这并不是因为古人具有“现代性”，而是因为从古至今人性没有变过。那些琐碎的抱怨恰恰是最普遍、最凝练的人性表达。

“好的文艺作品天然具备跨越文化门槛的能力”

环球时报：你的作品也受到很多海外读者的喜爱。你认为历史题材小说对海外读者而言，是否存在阅读门槛？

马伯庸：起初我也曾顾虑，海外读者理解中国历史故事可能存在文化门槛，是否应该调整表达以降低门槛？但后来发现不必过于担心。好的文艺作品天然具备跨越文化门槛的能力，正如我们读安徒生童话、欧洲经典，看好莱坞大片，从不会觉得“西方文化有门槛，中国人看不懂”。

反过来其实也一样，中华文化本身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门槛，只要作品表达得足够好，就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接受。比如我的作品《两京十五日》讲的是明代故事，明代对于海外读者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朝代。但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泰文和越南文，在当地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所以好的故事能够带着海外读者主动走近一个原本陌生的时代和历史，这种带动也进一步促进他们了解背后的中华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和输出。

环球时报：你希望读者从你的作品中获得哪些启示？

马伯庸：对我来说，一本书首先要做到的，是让读者能够满怀愉悦地一口气读完。尤其在当下，如果读者愿意放下手机、离开电脑，打开一本书来阅读，对作者而言就是最大的褒奖。

我碰到过一位喜欢《长安十二时辰》的读者。因为这本书，他报考大学时选择了西安。大学4年里，他走遍了西安的大街小巷。后来我再见到他时，发现他对唐代长安城的理解比我还要深入。一部小说如果能让读者因故事生发出兴趣，进而主动探寻背后的时代与真实历史，那便不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扇窗，引读者走向更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