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总督，在地方官场上可谓是至高无上的人物，地位甚至高于一省之首的巡抚。在那个时代，乾隆皇帝定下了一个规矩，全国范围内仅有八位总督掌管地方军政大权，这使得总督之职如同凤毛麟角，堪称地方统治的巅峰。光绪年间，为了更好地管理东北地区，清廷又增设了东三省总督，总督的数量才正式增加到九人。由此可见，总督的地位是何等尊崇，而两广总督，便是这九大总督之中的一位。 追溯总督这一官位的起源，并非始于清朝，而是早在明朝英宗朱祁镇的时代就已萌芽。当时，朱祁镇亲率大军北伐蒙古瓦剌，结果却在土木堡遭遇惨败，不幸被瓦剌军队俘虏。危机之下，瓦剌军队直逼京城，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不顾自身安危，向孙太后进言，促成郕王朱祁钰继位，并迅速组织军队抵御瓦剌的进攻。 那时的局势，仿佛随时都会崩盘。孙太后听从于谦的建议，匆忙改立朱祁钰为帝，并改元景泰，史称景泰帝。新帝继位后，立刻任命了经验丰富的于谦为京畿总督，全权负责京城军事防御，为守护这座岌岌可危的都城竭尽全力。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总督的官职。然而，明朝的总督设立，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如同急需时用的止血良药，病痛平息后便随之解除了职责。于谦击退了瓦剌军队之后，总督之职也就随之不复存在。所以，明朝设立总督，多半是因事而设，事了拂衣去。 此后，明朝时期的总督大多是在战乱频发的时刻被启用。一旦战火燃起，朝廷便会迅速任命总督，派遣他们前往前线平定叛乱。待战事平息，总督也随之卸任，返回京城。 明朝设立总督的初衷，其实是皇帝对武将权力的一种担忧和制衡。担心武将拥兵自重，威胁皇权，于是便派遣文官出任总督，以文制武，期望能有效约束武将的行动。

尽管明朝时期的总督仍然是临时性的官职，但由于明朝中后期内忧外患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满清和蒙古势力又虎视眈眈，战事几乎从未停歇。因此，总督的地位逐渐从临时性的转变为了常设性的官职。 清朝的官制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制度，也设立了总督这一官职。但清朝对总督的定位更加明确，将其定为常设官职，并注重其在军务方面的监管作用，强调文官身份下的军事统御。 在乾隆之前，清朝对于地方总督的称谓和职责都经历了一些变动。直到乾隆时期，才基本确定了八大总督的配置：直隶总督、闽浙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增设了东北三省总督，清朝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这九大地方军政总督的格局。

清朝的总督属于正二品的高级官员，通常负责监管一个或多个省份的军政大权。虽然总督拥有如此庞大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一省之长，巡抚，就直接隶属于总督。事实上，清朝的总督和巡抚属于平行官职，两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汇报工作。 总督与巡抚的区别主要在于职能的不同。巡抚主要负责一省的政务管理，而总督则侧重于多个省份的军务统筹。总督当然也可以过问政务，但不能过度干涉地方的行政事务。 虽然清朝明确规定总督为正二品官职，但实际上，清朝的总督通常都是从一品或正一品的级别。

清朝的总督侧重于管理军务，尤其是在战乱时期，总督的权力会大幅提升。在战争爆发时，总督可以调动辖区内所有文武官员，甚至包括清朝驻防地方的八旗将军，都要听从总督的指挥。清朝的地方最高级别武官分别是八旗驻防将军和汉军绿营提督，这两个官职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的总督的级别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通常会安排总督兼任其他朝廷职务，比如兼署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使、协办大学士等职位。拥有这些兼职的总督，官级就会提升到从一品，有的总督甚至会兼任内阁大学士，从而达到正一品的级别。 总而言之，总督一职的设立，正是皇权为了加强对地方军政力量的控制而做出的体现。总督的作用，在于以文臣制衡武将，协调各省之间的关系，统一各省的行动，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各省互不统属，互相推诿。

除了负责监管地方军政的总督之外，清朝还设立了专门负责特定事务的总督，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负责漕运的漕运总督和负责治水的河道总督。这两个总督主要负责专职事务，权力比一般的地方军政总督要小得多，官阶也是正二品，但通常由地方军政总督兼任。 在清朝的这些总督中，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最为重要。直隶总督负责京畿重地，自然显得尤为重要；两江地区是清朝重要的税收来源地，也具有重要地位；而两广总督，则在清朝中后期展现出更为突出的作用。 两广总督这一职位最初设立于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设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两广地区的瑶族人和壮族人发动叛乱，广东和广西两地的叛乱互相联系，在两地同时反叛。然而，由于广东和广西当时分别由两位总兵负责驻防，跨省的叛乱使得两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没有及时通气，最终导致两地的朝廷驻军被叛乱的瑶族人和壮族人击败。

事情被上报到朝廷后，广东总兵董兴和广西总兵武毅互相推诿责任，互相指责对方贻误战机，导致两省同时爆发叛乱。 当时的兵部尚书仍然是于谦，他看到两省总兵互不团结，于是派遣人调换了两位总兵，但仅仅调换人员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面对两省同时爆发的叛乱，只有互相配合协调才能平定叛乱。因此，于谦推荐右都御史王翱为两广总督，负责统筹两广军务，王翱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两广总督。 到了清朝时期，由于两广地区曾是南明的重要根据地，反清情绪一直比较强烈，因此清朝在最初的时候十分重视两广地区，凡是选拔任命的两广总督基本都是皇帝的信任之人，既要得到皇帝的信任，还得有过人的能力，能压制住两广地区的民众。

到了清朝中期，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两广总督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但到了清朝后期，广东作为海上门户被英国人强行开放，紧接着广西又在洪秀全的领导下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两广地区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随着广东成为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广东民众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文化和观念，思想和民风最为开放，清朝的朝廷影响力也逐渐降低。而广西则是自古以来民风彪悍，再加上太平天国起义，民众从骨子里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不肯臣服。 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时期的两广总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既要能够与洋人打交道，又要能够压制住广西的叛乱。

因此，在晚清时期，两广总督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比如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大清的裱糊匠李鸿章、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等等。 而且，清朝时期两广总督的管辖范围非常广泛，虽然名义上管理广东和广西两省，但清朝时期海南岛也分别隶属于广东和广西，因此从管辖范围来说，两广总督实际上等于现代的广东、广西、海南三省。 所以，在清朝后期，两广总督的重要性远超过其他总督，其权力也十分巨大。 从明朝第一任两广总督王翱算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末代两广总督张鸣岐弃官逃跑，明清两朝共有166任两广总督。 首任两广总督王翱临危受命，被于谦推荐前往两广地区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王翱到任后，一改之前朝廷官员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残酷压迫，对少数民族极为关怀，采取剿抚并用的方法，很快就平定了瑶族和壮族民众的叛乱。 此后，历任两广总督都采纳了王翱的方法，对两广地区恩威并施，既注重关心少数民族人群，也要秉公执法，使得朝廷在两广地区少数民族中间树立起了威信，也使得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陆续臣服统治。

可以说，首任两广总督王翱起到了表率和楷模的作用，十分优秀，而末代两广总督张鸣岐却十分不堪，甚至沦为民族败类。 张鸣岐能够出任两广总督，并非凭借过人的才能，而是靠着贿赂满清贵族庆亲王奕劻才获得推荐，以35岁的年纪就成为了清朝末代九大总督中最年轻的总督。 在张鸣岐主政两广时期，他仿佛是墙头草两头倒。当时广州地区同盟会的反清浪潮高涨，张鸣岐认为清朝大势已去，于是对同盟会的人表示愿意拥护共和。但当清朝向他施压，并表示要调遣新军对抗同盟会时，他又认为清朝还有一线生机，因此残酷地压制了黄花岗起义，并下令残忍地杀害了以林觉民为首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当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张鸣岐又感到害怕，他担心清朝靠不住，于是对外宣布接受共和制度，但很快清朝又给他发电报，要求他务必维护好广州的秩序。他看到清朝还能继续平定起义，于是他又觉得清朝还可以，因此他又宣布不接受共和制度，称推行共和者皆叛党。 张鸣岐如此反复无常的行为，引发了广州地区民众的愤慨。当时广州民众普遍接受了民主共和的理念，因此都对张鸣岐依然拥护清朝表示十分不满，于是出现了官吏辞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场景。 与此同时，张鸣岐又听到清朝掌权的隆裕太后即将接受民主共和，准备公开宣布清帝退位的消息，他这一次知道清朝是覆灭在即了，于是他又宣布两广地区接受民主共和制度。但他又担心同盟会的人日后会清算他杀害林觉民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情，因此他趁机带着家眷携巨款从广州跑到香港，又经香港跑到日本躲避风头。 两广总督这一职位在明清历史上承载着重要的使命，却最终以张鸣岐这种可耻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