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

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徙筰、哀牢、句町、劳浸、靡莫、漏卧、巂等大小不一的“西南夷”族群。各族群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汲取多元文化的养分，共同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从“西南夷”到“益州郡”，这些来自云南各收藏单位的瑰宝，讲述着云南青铜时代的历史与过往，再现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波澜壮阔的演进过程。

《史记 ·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平准书》也提到：“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

近年来，随着河泊所遗址大量封泥和简牍的出土，汉王朝对云南的治理细节慢慢揭开。西汉时期，朝廷册封滇王，采取“以其故俗治”的策略，同时设置滇相等行政体系；东汉时期，在军事“立威”基础上推行“德政”，注重教化和儒学，通过察举孝廉、兴办学校等方式“渐迁其俗”，并依赖地方豪族“南中大姓”加强治理。

2008年至2024年，滇池东南岸区域先后发现了十几处青铜时代遗址，随着“滇国相印”封泥、“益州太守章”封泥等大量简牍、封泥和大型建筑遗迹被发现，河泊所遗址被初步确认为益州郡郡治所在。

“滇王相印”封泥

两汉

长2.5厘米，宽2.5厘米，高1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滇国相印”封泥

西汉

长2.8厘米，宽2.5厘米，高0.8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封泥又叫“泥封”，与邮传相连。邮书寄发前要进行邮书封缄与登记，用绳封缄，在结绳交结处封上黏土，盖上印记，以防私拆，即为封泥。

河泊所遗址共发现封泥1800余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其次为私印封泥。包括“滇国相印 ”在内的涵盖益州郡24县中20个地名的封泥，连同越巂郡、犍为郡、牂牁郡、永昌郡等周边郡县的太守、都尉、守丞封泥，勾勒出了益州郡的行政网络及职官体系。

益州郡初设，汉王朝册封滇王，保留了国号、王号，同时设置了国相、郡太守、尉、令、长及其属官构成的行政系统。“相”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为天子代置，王国内事务由相负责掌管，同时辅导、监督诸侯王。从这两枚封泥可以看出汉对西南夷的经略：一方面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并予以相应待遇，以其故俗治；另一方面，设立滇相等行政体系直接管理，对滇王形成牵制。这是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早期实践。

“滇池以亭行”简牍

西汉

长20厘米，宽4厘米，厚0.5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是秦汉文书传递时使用的署。秦汉时期文书传递主要有有“以邮行”“驿马行”“以亭行”等多种方式。“以邮行” 由邮人专职轮流当班传递文书，通过交通要道上密集设置的邮站随时待命，随到随传，从而保证了文书传递的高效率。“驿马行”使用邮驿专马骑行传送，用来传递玺书、上书、军书等重要文书。“以亭行”，是辅助“以邮行”的手段，可连结至不在干道上的官署。简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书，为收信地址与传行方式，“滇池”指滇池县廷，是收信地址，传行方式是“以亭行”，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建立较完善的邮亭系统。这枚简的出土地极可能就是滇池县廷，是判断遗址性质的重要证据。

功劳统计文书简牍

西汉

上片残长4.4厘米，宽3.6厘米，厚0.2厘米；

下片残长5厘米，宽3.8厘米，厚0.4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是汉代官员申报功劳的文书。“产”意为“出生”或“籍贯”。巴郡辖今重庆及四川东部地区，治所在江州县（今重庆渝中区）。整句可理解为：（某人）出生于巴郡江州 ，……申报的某年的功劳，计算时间截止于八月壬辰。

“西汉昭帝始元四年”纪年简牍

公元前83年

残长15.7厘米，宽3厘米，厚0.2~0.3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属于汉代下级官史向上级的汇报文书，内容涉及簿籍呈送，可能是月度例行汇报。此类简牍多见于汉代边塞遗址（如居延汉简、悬泉汉简），用于日常行政记录。

在河泊所遗址的系统发掘中，大量简牍的出土堪称里程碑，是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迄今考古发现的最多一批汉代文字资料，其中1.4万余片有字简牍记录了两汉对云南边疆的治理体系，堪称汉代边疆治理文献的“档案库”。

“益州”云纹瓦当

两汉

长径14厘米，短径11.5厘米，壁厚1.5~3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长乐”瓦当

两汉

直径14.8厘米，厚度2.4~2.1厘米（2.4包含中间凸起，2.1为平面）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筒瓦

西汉晚期-东汉

长46厘米，直径15.5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河泊所遗址发现有疑似大型建筑遗存，出土 了大量的瓦砾、砖块、瓦当等。其中“长乐”瓦当、益州瓦当等出现，筒瓦、板瓦尺寸较大，说 明当时附近有高等级建筑，可能是益州郡的官署建筑。

本期文物之家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当时称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是云南省唯一具有考古发掘资质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甲级资质的机构。主要承担云南省境内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以及地面文物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科技保护、监督和评估，并对全省各州（市）、县（区）的文物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同时积极开展面向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文物考古工作。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始终站在文物保护工作和研究第一线，先后主持完成了科研性的以及与基本建设相关的600多项文物考古调勘、发掘项目，其中的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羊甫头墓地、富源大河旧石器遗址和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分别入选1992年度、1999年度、2006年和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持或参与了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建水朝阳楼、会泽万寿宫、通海文庙、丽江大宝积宫、昭通清官厅、昆明真庆观、霁虹桥摩崖石刻、威信观斗山、大姚白塔等国家级、省级、州（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勘察设计或科技保护100多项；开展了云南古人类、云南旧石器文化、云南新石器文化、云南青铜文化、爨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等的考古研究，共发表发掘报告和论文700余篇；编辑出版了《云南考古文集》《大理大丰乐》《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昆明羊甫头墓地》《云南考古报告集》《“元谋人”发现四十周年纪念会暨古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著作，参与了中科院国家攀登计划“早期人类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的研究”项目，与云南大学联合成立了云南遥感考古工作站，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近年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完成与基建工程相关的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不断强化课题意识，相继开展了“滇文化”起源考古、边境考古和云贵高原史前考古工作，同时借助独有的地缘优势，开始启动面向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组织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极大地增加了全省各级文博单位的文物收藏；调查、发掘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弥补了古代文献对云南记载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地方历史和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基本建设相关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使大量文物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极大推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云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效期至202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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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排版：刘鹤 摄影：杨成书

编辑：杨粟 审校：陈金珊

终审：叶之声

（部分资料和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