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一位身陷军法的第74军58师长廖龄奇，他拥有取死之祸，却难觅取死之罪。王耀武、薛岳，乃至同僚，都对他不吝啬评价，以至于他身处囹圄，竟鲜有人为他发声。但仔细思量，他虽在长沙会战中因未整理部队，擅自撤离战场，犯下轻罪，与临阵脱逃相比，终究罪不至死。免职或囚禁或许是归宿，怎能走向屈死的结局？

这位廖龄奇，黄埔四期毕业，留洋经历丰富，曾是74军首任军长俞济时的得力干将，本应在史册中留下辉煌，为何竟落得如此下场？严格来说，第二次长沙会战并不能被称作一场胜利。

薛岳先是中了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的计策，将驻守新墙河的川军杨森集团军诱至大云山，制造了新墙河防线的空隙，让日军得以轻易渡河。紧接着，为了稳固二线阵地，薛岳急忙调动了本该用于机动作战的第十军和第74军，导致长沙城防空虚。更糟糕的是，第9战区的密电码被日军破解，第十军和第74军的动向尽收眼底，日军得以充分调动主力，对这两个军进行重点打击。第十军仓促应战，军部遭受日军骑兵偷袭，军长李玉堂险些丧命。74军虽因天气原因瞒过了日军空军侦查，得以布置阵地，却随即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攻击。阿南惟畿得知74军的确切位置后，立刻下令第3、第6师团倾巢而出，投入攻击，甚至动用了第十一军直辖的坦克联队和重炮联队作为增援。

要知道，日军第3、第6师团都是精锐甲种师团，兵力近三万，且各自拥有炮兵联队，加上坦克和重炮联队的支援，无论是兵员还是火力，都超过74军几乎两倍。 74军遭受如此猛烈打击，损失惨重，军长王耀武险些被俘，据他事后回忆，当时日军距离他仅有十余米，幸亏藏身草丛才得以逃生。第十军和74军遭受重创，长沙周边再无可力撑的部队，长沙最终被日军攻陷。虽然此后长沙被赵季平的部队收复，但这对于信誓旦旦要保住长沙的薛岳来说，无疑是难以磨灭的污点。

这场会战中，阿南惟畿基本实现了他的目标，那就是尽可能地歼灭第9战区的主力。攻占长沙并非日军的最终目的，即便攻占，日军也无力长期驻守，漫长的补给线足以将他们拖垮。对于薛岳而言，虽然收复了长沙，却曾经失去过，这损害了他的名誉。更重要的是，第9战区的主力，第十军和第74军都被打残，让他难以向蒋介石交代。因此，寻找替罪羊，选择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成为了薛岳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

1941年10月16日，蒋介石飞抵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定下了基调，这绝非庆功会，而是深刻反思的场合。在他的眼中，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败，责任在薛岳。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9战区能获胜，得益于薛岳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形和民情，采取梯次配置，逐次抵抗，将日军引至预设地点，运用伏击、侧击战术，既打击了敌人，又没有损失领土。但在这次会战中，薛岳完全倒行逆施，主力部队没有配置在外线，反而放在了正面。第9战区三个主力军，第十军、第26军和第74军，更是逐一投入战场，给了日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薛岳中了阿南惟畿的计策，将用于防守新墙河的主力调离，露出了破绽。

新墙河防线的过早失守，导致第37军和99军为了掩护三线部队的展开，只能在汨罗江一线奋力抵挡日军，但终究不是对手。薛岳也只能将第十军、26军和74军投入战场，并且都摆在了正面。如同一步错步步错，薛岳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失了先手，造成了后来的被动局面。如果薛岳不执着于长沙的得失，这仗就不会打成这样，他完全可以放弃长沙，以一部兵力阻断日军的后续部队，其余部队撤往两翼对日军进行反包围，待日军疲惫之后再予以反击，必能获得可观的战果。然而，长沙是薛岳的面子，为了维护这个面子，他下令各部全力救援长沙，结果救援部队与日军正面相遇，第十军和74军遭到重创，其他部队也无力进行歼灭战，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来虽然收复了长沙，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薛岳虽知错，却不肯承认，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将责任推卸给了一线将领，称此次会战未能取胜是因为各将领处置失当，他愿意承担指挥无方的责任。这看似是薛岳认错，实则是将责任推给了别人。这些将领是谁呢？自然是杨森、王耀武、李玉堂，以及第26军军长萧之楚、第37军军长陈沛和第99军军长傅仲芳。可杨森，薛岳是动不了的，先不提他是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又是蒋介石的亲家，单论他在这次会战中的表现，也是无可挑剔的。大云山之战虽然是杨森派人去打的，但却是奉了薛岳的命令，如果处罚杨森，岂不是说薛岳错了？而且，在第9战区的密电码被日军破解，整个第9战区处于电台静默状态的时候，杨森可是代理薛岳在指挥的，把责任推给杨森，太不厚道了。把责任推给陈沛和傅仲芳？似乎也不太厚道。这两个军每次作战都非常卖力，虽然战功不大，但属于任劳任怨类型的部队。他们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固然有责任，但他们也确实力不从心。如果把责任推给他们，就有些过于苛刻了。至于萧之楚的第26军，和第37军、第99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作战也很卖力，但实力不济，打了败仗也不能都怪他们。既然如此，那只能把责任推给第十军的李玉堂和74军的王耀武了。可大家都知道，74军可是蒋介石的心头肉，王耀武又是蒋介石的爱将，想要拿74军开刀，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蒋介石到来南岳的时候，首名召见的并不是薛岳，而是王耀武，王耀武的精明，能承担这个责任？薛岳想来想去，只能把责任推给李玉堂了。李玉堂为人老实，也没有太多的背景，兼之第十军在此次会战中打得不好。

就在薛岳犹豫之际，蒋介石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的打击面似乎也太大了些。薛岳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要负指挥责任，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但蒋介石又不能处理薛岳，毕竟一将难求，在当时的各个战区中，能够找到替代薛岳的人还真没有。既然无法处理薛岳，那就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李玉堂就不用说了，撤职即可。那74军的损失也得找个人来顶罪吧？

1941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他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据查，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陈诚和白崇禧的赞同，蒋介石也表示同意。1941年10月17日，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以廖龄奇为反面典型，大肆批评在场的将领。就在大家认为王耀武会站出来为廖龄奇辩解的时候，坐在台下的王耀武却一声不吭。

那么，薛岳为何要把廖龄奇拿出来顶罪呢？王耀武又为何对自己麾下的师长见死不救呢？说起来，这都源于廖龄奇的狂妄自大。在74军的军、师级别的官长中，要论资历，51师师长李天霞是黄埔3期的，57师师长余程万和副军长冯圣法是黄埔1期的，仅有廖龄奇是黄埔四期的。这些资历更深厚的人都对王耀武毕恭毕敬，这既有王耀武会来事，人缘好的成分，也有他军事才能获得认可。否则，在这几人中，除余程万是政工出身，资历不深厚外，哪一个不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可廖龄奇却偏偏不信邪，甚至放言，王耀武也就是机遇好，本领并不出众。而且，让廖龄奇看不上王耀武的还有王耀武的市侩作风，在他看来，将军的功名应该在战场上取得，靠拉拢蒋介石身边人为他说好话而得到提升算不上什么好汉。

这一切早都被王耀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可王耀武是个有城府的人，在廖龄奇没有犯下大错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打击，会让人觉得他小肚鸡肠。而这一次，王耀武认为机会到了，没有落井下石就不错了，更别指望他为廖龄奇求情了。那么，廖龄奇又怎么得罪薛岳了呢？

1940年10月，廖龄奇的原配夫人因产后风而去世。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找到廖龄奇，想要把薛岳的小姨子嫁给他。这本来是件好事。吴逸志之所以能来给廖龄奇介绍对象，那肯定是秉承着薛岳的意旨，一来，廖龄奇出身黄埔，留洋经历丰富，本身又是精锐师的师长，前途光明，是个好对象；二来，薛岳想把小姨子嫁给廖龄奇，也有拉拢的意思。可这桩婚事却遭到了廖龄奇的拒绝。如果仅是不同意也就罢了，可廖龄奇却偏偏说，我历来不搞裙带关系。这下子就惹恼了薛岳。当然，薛岳也并非就此对付廖龄奇，但在74军需要有人出来当替罪羊的时候，自然首先想到了廖龄奇。

如果廖龄奇真的娶了薛岳的小姨子，即使廖龄奇真的临阵脱逃了，薛岳也不会把他推出来送死。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宣布了廖龄奇的罪名，廖龄奇不服气，找到蒋介石，想要为自己辩解。这在廖龄奇看来，蒋介石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他临阵脱逃是对他不公，因此请求面见蒋介石。可蒋介石正处于气头上，怎么会见他？廖龄奇见蒋介石不肯见他，倔强起来，偏要见。这下子把蒋介石彻底惹恼了，下令把他关起来。本来，蒋介石只是以廖龄奇为反面典型来警示诸将，并没有拿出如何处理廖龄奇的意见。可廖龄奇一被抓，那些机灵的人自以为号准了蒋介石要严惩廖龄奇的脉，开始对廖龄奇大肆攻击起来。

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以廖龄奇为反面典型，大肆批评在座诸将。就在大家认为王耀武会站出来为廖龄奇辩解的时候，坐在台下的王耀武却一言不发。 那么，薛岳为何要把廖龄奇拿出来顶罪呢？王耀武又为何对自己麾下的师长见死不救呢？ 说到底，这是廖龄奇过于狂妄自大的结果。 最终，廖龄奇被枪决，死后被安葬在南岳忠烈祠中，墓地享有将军规格。由于廖龄奇的死因无法明确，他的墓碑上竟没有详细的生平事迹，仅有廖师长龄奇之墓七个大字，留下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