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国主李元昊傲然称帝，一纸檄文便划开了宋夏战争的新篇章。这场战争，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宋朝的边境，更重创了宋朝的军队和根基，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巨变。 最初的几次战役，宋军败得惨不忍睹，如同遭了晴天霹雳，直接击碎了朝廷的军事信心，也让整个统治秩序摇摇欲坠。这场军事打击的影响，可谓是多重奏响。一方面，接连不断的失败迫使宋廷不得不急调内地的精锐，填补陕西前线的空虚，导致其他地区骤然空虚，形同军事真空。另一方面，为了补足战力，朝廷不得已在各地强行征募平民入伍，军队人数迅速膨胀，但这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令国库不堪重负。 这并非宋廷第一次因外敌威胁而扩大军事动员。早在澶渊之盟之前，宋朝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动员潮。然而，那些动员大多是临时性的征召，士兵们依旧需要农忙，以农为本，朝廷无需长期承担他们的生活费用，财政压力也相对较轻。可当西夏的铁蹄踏破边境，面对这攸关国运的危机，宋仁宗却未曾借鉴前朝的经验，反倒大刀阔斧地扩张了正规禁军的规模，组建了一支名为宣毅军的新军，试图补足战力。

这改变，与朝中文臣们争先恐后的土兵论密不可分。 土兵论并非凭空捏造，它试图以本地人作为主要军事力量，取代更戍法下常年异地戍守的禁、厢军。早在宋真宗时期，就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咸平年间，一位尚未中进士的文人陈贯，便曾上书帝，大胆提议改制。 陈贯的观点颇具新意：禁军长期驻扎京师，安逸享福，不如边境居民熟悉敌情和地形，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家乡，他们会更积极主动，不会像禁军那样消极懈怠。虽然他的建议在当时并未被宋真宗采纳，但在澶渊之盟之后，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宋真宗开始逐步用地方的厢军或乡兵取代中央禁军，并允许兵籍父子相代，让当地居民替役，不必再经过严格的选拔。但即便如此，宋真宗并未完全放弃禁军，他深知土兵并非完美无缺，仍然对他们的兵额进行了限制。 事实上，土兵并非陈贯所描述的那么尽善尽美。他们虽然对地方情况和地形了如指掌，但在军事技能方面却存在疑问。大中祥符年间，河东的武臣就指出当地土兵虽然擅长骑马，却不精于战术，建议朝廷派遣京师禁军的精锐，充任当地土兵的队长，以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虽然宋仁宗对土兵论有所保留，但事态的发展却似乎朝着另一个方向倾斜。宋仁宗即位后，类似陈贯的建议不绝于耳。随着宋夏战争的爆发，主持西北军务的夏竦更是大肆吹捧土兵的优势，力主募土人为兵，号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 夏竦的理由可谓环环相扣：首先，土兵骁勇善战，其次，他们熟悉山川道路，再次，他们可以代替东兵返回京师戍守，最后，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军粮费用。 此外，夏竦还巧妙地利用了陕西歉收的局面，将招募土兵与地方救济相结合，并强调大规模军队可以对西夏形成震慑。 然而，即便夏竦言辞凿凿，反对的声音也随之而来。龙图阁直学士杨偕便毫不留情地质疑土兵能积极战斗的说法，认为增募土兵只是在徒费国用，因为土兵招募后虽三二岁未得其用，远非夏竦所预期的那样能迅速投入战斗。

在杨偕的强烈反对下，夏竦的提议暂时搁置，但随后，又有不少文臣支持夏竦的观点。例如，陈执中认为陕西边陲需要广土兵，减骑卒；而王拱辰出使契丹归来后，也提到：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这些意见，似乎最终被朝廷采纳。于是，宋仁宗派遣官员去河北挑选乡兵，同时下令征选各地牢犯、强盗为军，并将厢军中未满40岁者充入禁军，力图填补兵力空缺。 然而，这一次的扩军行动，却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波澜。欧阳修的好友，当时在陕西担任经略司判官的尹洙，再次郑重地向朝廷上书，重提土兵论。 这场波澜起于东京八作司之一的御辇院。 御辇院的士卒虽然归属于厢军，但他们只负责制辇、抬辇等宫内杂务，与其它八作司一样，都是单纯的役卒，缺乏军事能力。然而，随着朝廷命令的下达，许多都辇官便被选入了禁军。这些人与他们的家属极度不情愿，因此他们结伙千余人，在路上拦截中书、枢密两府大臣，向他们诉冤。

突如其来的抗议措手不及措手不及，担任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的老臣张士逊，受到惊吓，不慎坠马。宋仁宗下令将此事交由枢密院议处。枢密院最终决定将带头抗议的两名军卒处斩，其余者流放充军，并且坚持将都辇官们选入禁军。 或许是因为这场风波的影响，欧阳修的好友尹洙再次郑重地向朝廷上书，希望能够重新商讨增募土兵一事。但这一次，尹洙的提议却受到了三司使郑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向宋仁宗说明，如果在西边增募土兵，则需要为他们建造营舍，耗费巨资；况且土兵不用刺面，与禁军有所区别，容易产生矛盾，造成冲突。 最终，宋仁宗还是听从了反对派的意见，再度将招募土兵的提议搁置。 庆历元年，形势急转直下。好水川一战惨败，宋朝几乎失去了陕西一半的军事力量，宋仁宗陷入了恐慌。 于是，宋仁宗在得知战败的消息没几天，便下令在各地大规模募兵，组建了宣毅军。据《宋史》记载，宋仁宗仅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增加了近十万禁军士兵。 毋庸置疑，如此大规模的募兵必然给民间带来不安，也会给宋朝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然而，这支新募的宣毅军并没有起到保卫地方的作用。相反，一支驻守在光化的宣毅军竟发动了一场兵变。 戍守之地，竟成无主之地。 这起兵变的起因，与韩纲，宋仁宗之子，时任宰相韩亿之子有关。 韩纲带领三百名宣毅士兵戍守光化，由于他平时性格急躁且专横，士兵们早已积怨颇深。 比如，当地居民为守军提供酒食，但韩纲却扣下一半，拿到市场出售换成军械，而士兵的伙食又常常匮乏。 接连发生的一些事件，更是点燃了士兵们的怒火。 有一次，朝廷派来的监军部队经过光化，当地富民想要捐献军钱，但却被韩纲以各种借口拒绝，声称自己尚无钱给士卒，又何必给监军。 这件事很快传到军中，士兵们认为韩纲拒绝了民间捐款，更加愤怒。 此外，军中一位小校因未能按时完成城内军图绘制，被韩纲恐吓要处斩，并每天派刽子手在办公厅前站立。

这严厉的行为激化了士兵的不满情绪。有一次，一位当地捐官拜访韩纲，韩纲客气地说：无需拜见之礼。 这句话被正在厅外用餐的士兵听见，他们误以为韩官要捐钱，却又被韩纲拒绝，于是有位名叫邵兴的小校便煽动士兵绝食，并将蒸饼掷向韩纲的庭院作为抗议。 韩纲勃然大怒，下令将抛饼者下狱。 第二天，狱吏要追问参与绝食的士兵，邵兴害怕受到惩罚，便带领士兵夺取武器库，发动兵变，光化顿时陷入混乱。 在混乱中，韩纲侥幸逃脱，其他官员也纷纷逃离，光化城陷入了无人管辖的境地。邵兴等人便沿着蜀道逃往兴元府，由于事发突然，附近守军毫无防备，邵兴趁势招募沿途州军的役兵和牢犯，试图壮大实力。 此后，担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迅速作出回应。他先是将附近地区的役兵和牢犯加以甄别，或令他们返回驻地，或将他们移往其他州，或押送至陕府填补厢兵的空缺。 在韩琦的一番操作下，邵兴无法招募到更多的追随者，只能继续逃往西方，最终被官军追上击溃，前后历时近一个月。 邵兴等人发动兵变，除了韩纲的沟通不畅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新募士兵认为他们的待遇不公。 可以推断，当时宋廷并未给予这些宣毅军足够的资金，以维持日常运作。

令人遗憾的是，朝中大臣们在事后虽然进行了检讨，但他们仍然认为主帅的失职以及士兵的叛逆，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决定严惩韩纲和叛兵。 欧阳修认为韩纲酷虐士卒，且弃城不守，罪大恶极，不应轻饶，而包拯则注意到，这场兵变与早先大规模的募兵政策密切相关，他建议宋仁宗将各地宣毅军重新编遣，并将之调往他地，以免他们暗地里形成势力。 韩琦则认为宣毅军应该裁并，他指出，过去在地方驻扎兵防守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本身就有县卫和巡检可用，没有必要再额外屯驻土兵。 包拯和韩琦的观点发人深省。两位名臣都敏锐地意识到，类似宣毅军这样的土兵部队，很容易凭借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形成一股势力。因此，他们都主张裁减、重编、调离土兵，但这也意味着宋仁宗当初希望土兵能够熟悉地形、热爱家乡的愿景将化为泡影。这反映出宋仁宗在各地增扩宣毅军的行为，并未实际提升朝廷的军事实力，反而破坏了原有的军中秩序。 这种负面影响，不仅局限于内地州郡，甚至蔓延至北方的边防要地，埋下了一颗不确定性种子。 #图文万粉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