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气象台留影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一号》刊登新发现的唐伏羲女娲图绢画图片

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盆地，曾是多元文明交融的核心枢纽，无数尘封千年的文物在此苏醒。1928年，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发掘的唐代伏羲女娲图绢画，是近代中国西北考古的重大发现。这幅历经千年岁月的绢画，不仅留存着唐代精湛的绘画技艺，更承载着华夏上古创世神话、古人的宇宙观与生死观，见证了中原文化西传西域、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壮阔历程。

黄沙觅宝

国宝绢画的出土与年代考证

1928年，“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察，发现一幅唐伏羲女娲图绢画，引起学界的轰动。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一号》（1931年1月出版）刊登了一幅插图，图片介绍为：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库车二堡古墓中发现之绢画像神，署名“西北科学考查团黄文弼先生摄赠”。这里其实弄错了出土地点，事实上绢画的出土地点在吐鲁番哈拉和卓。

这是国人首次在吐鲁番发现唐伏羲女娲绢画像。这幅画高144厘米，宽102厘米，绢质为画底，在其上绘出伏羲女娲神像，画面色彩鲜艳，右伏羲，左女娲，互相缠绕。伏羲女娲均着大袖裙襦汉装，女娲额头有唐代女性盛行的妆容——花钿。令人称奇的是，两人的下半身为两蛇之身躯交缠在一起。伏羲手臂高扬，高扬之手执矩，女娲高扬之手执规。两人头部上方中间位置画了一个太阳，太阳里面有三足乌；下方中间位置画了一个月亮，月亮里面有树、兔、蟾蜍。两神周围布满大小不一的圆点，意为满天星宿。满天星辰的光辉，也只是背景，映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男神和女神的光辉形象。

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古记》中道出了这幅绢画出土时的情况：“此画是一九二八年，得于吐鲁番。据本地居民云：‘出哈拉和卓西北古冢中，当初发现时，此画覆盖死者身上，死者口中还衔二古钱。’一为铜质，上镌‘开元通宝’四字，为唐初所铸。一为银质，无孔，上镌王者半身，并刻有钵罗婆文字。据夏鼐考释，此币是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二世四年即公元五九三年所造。则此二钱均属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遗物。故此画年代，当在七世纪上半期以后也。”

溯源探韵

神话意象的传承与人文隐喻

黄文弼对此画进行考释，古代人经常在宫室或者墓室，图绘古人的事迹和传说。古代传说中，伏羲、女娲为远古二皇，蛇躯人首。神话传说，往往就像一面镜子，照进历史和现实。黄文弼进一步考证：

至西汉鲁恭王余造灵光殿，始图画伏羲、女娲二人形貌于壁，后汉王延寿游鲁观灵殿图画而作赋，如云：“伏羲鳞身，女娟蛇躯。”(《文选》卷十一、九)伏羲、女娲二人形貌，见于绘画者，由此时起。但鲁灵光殿现已无存，二人形貌，则可由武梁祠石刻见之。武氏祠石室内，关于人首蛇身像，凡三见。一为石室一。右男像，戴方冠，衣缘领长袖，一手伸出，执曲尺向左，一手打胸前，作授与状。左女像，戴五梁冠，衣与右同。一手伸出作接受状，皆有尾相交着，尾刻鳞纹。中有小儿双尾，两手曳其袖。旁题记云：“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金石索·石索》)

汉代武梁祠石刻伏羲像题记，激发了魏晋时期赞美伏羲、女娲等先祖的诗歌创作。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用四言体写成了《伏羲赞》，诗中赞美伏羲开天辟地、结绳画卦、阐扬教化、分域而治的杰出贡献：

肇自初创，二仪氤氲。

粤有生民，伏羲始君。

结绳阐化，八象成文。

茫茫九有，区域以分。

那么，伏羲和蛇为何结合在一起呢？蛇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带有神秘的色彩，大概和古人的生殖崇拜有关。国人常说，蛇为灵蛇。《易经》曰：“尺蠖之屈，以求信（神）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对我们祖先来说，蛇上升为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符号。

黄文弼发现的伏羲女娲神像，也许有一种隐喻：上半身为人，且是传说中的神仙，下半身却是动物。即使人类文明发展到汉唐时代，人性和动物性也无法分割。于是，就有了男神伏羲和女神女娲手中的道具——规矩。规矩联结宇宙人生。《太玄经》有云：“天道成规，地道成矩”。伏羲女娲分执规矩，意为“司天规地”，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同时也彰显着其造物主的身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也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规则和秩序。男人持矩，行方正之道，女人持规，行圆融之道。黄文弼说，此画覆盖死者，死者口中有开元通宝一枚，钱外圆内方，正是国人推崇的为人之道。

死者口中两枚钱币，一为唐初开元通宝，一为萨珊王朝的银币，这说明吐鲁番是中西文明交融之地。中原文化在墓葬时盛行往死者口中放玉、玉蝉，寓意往生羽化成仙。在西域，作了灵活变通，往死者口中放钱币。

唐伏羲女娲图绢画中还有很多神话色彩，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桂树、玉兔和金蟾，都是流传深远且深入人心的故事。《楚辞·天问》等古代典籍中类似的记载很多。而且，汉代墓葬中有伏羲和太阳、女娲和月亮的图案出现。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古记》写道：

一九三九年重庆沙坪坝发现汉元兴元年石棺，在男棺前额，刻一神人擎日。日光中有乌，三足。女棺前额作神人擎月状，月中情状不明。但女棺后额，刻一灵蟾捣药状及一神人持树枝状，或系传说中之桂树。(《金陵学报》八卷一、二期，《巴县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研究》图二、三、四)如此二神人为传说中之伏羲、女娲，则在后汉时伏羲、女娲已与日月发生联系。此画作风，是男女二人合抱，日在上，月在下，星宿罗列两旁，较沙坪坝石刻，更为匀适而美丽。其意可能是以日月星宿表示天体，藉以表明伏羲、女娲为古之天神。

丝路留痕

文明交融的见证与传世价值

伏羲女娲的形象汉代常见于墓葬图绘，至唐不多见。但此风西进，在吐鲁番一带盛行。在黄文弼公开这份绢画之后，新疆古墓中不断出现类似绢画。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伏羲女娲绢画、麻布画超过百件，经考证其创作年代应在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

一幅轻盈的绢画，却承载着古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伏羲女娲绢画为何频频出现在吐鲁番古墓中？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呢？

据考证，伏羲女娲图寓意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包括创世艰难、开天辟地、阴阳化合、生生万物，既有生命源起的正统表述，也有神明救世的信仰寄托，以此作为随葬品，是与祖先精神合一的理想信念，也是祝愿死者来生得到神明福佑。伏羲女娲被奉为华夏民族共同祖先，以此标识墓主人的身份，也是为了在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中凸显自身民族特色，希望灵魂能找到故国家园。

黄文弼发现的高昌砖和唐伏羲女娲绢画，如今在国家博物馆珍藏，进入国家宝藏序列。当这幅千年绢画在北平惊艳世人、掀起学术热潮之时，黄文弼并未驻足荣光，而是再度奔赴黄沙漫天的新疆荒漠，深耕西北考古一线，先后发现“居卢訾仓”汉简、《论语》残简等大量珍贵文物，持续填补西北史地研究的空白。黄文弼以毕生坚守深耕大漠考古，用严谨的学术考证唤醒沉睡千年的丝路文明。

文/刘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