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宋元版藏经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公立图书馆古籍抢救、整理与保护工作正式开启崭新篇章。1950年11月16日至1951年1月20日，金石文献名家刘昌营（军山）先生受聘于陕西省立西安人民图书馆（今陕西省图书馆），主持开展馆藏宋元版碛砂藏大藏经（宋元藏经） 专项清理核查工作。彼时馆藏藏经历经抗战空袭疏散、异地迁徙回迁，典籍散乱无序，叠加常年阴雨潮湿、藏经古柜朽损，虫蛀损毁风险严峻，大批珍稀宋元明清佛教典籍面临严重的保存危机。先生在仅有两月工期、冬日昼短、任务极其繁重的困境下，完成一万八千册历代佛经的抢救性整理，重点对《碛砂藏》为主九千余册宋元核心藏经开展全方位鉴别考证，先后归纳出宋元版藏经刊期、刊地、印造时期、职经版本形式、纸质、墨色、书法、地方行政机构、西夏文藏经、藏经宗派、藏经补配本、藏经刊误等十二个核心维度，系统梳理藏经实物特征与文献脉络，形成建国后国内最早、最系统的省级公藏宋元大藏经清理核查原始文献，填补了西北佛教古籍整理的历史空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刘军山先生清理宋元藏经工作笔记

一、工作背景与整体履职概况

抗战军兴以来，西安屡遭空袭，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宋元板藏经为避战火转移至外县保存。抗战胜利后藏经回迁辗转，长期迁徙导致典籍次序混乱、包号错乱；加之关中多雨、馆舍潮湿，传统木制经柜腐朽破败，藏经受潮、虫蛀、破损问题日益严重，大量珍稀残卷濒临散佚损毁。

为系统性抢救保护这批国宝级佛教文献，图书馆于1950年正式启动藏经清理整理工程。刘军山先生全程主导核心工作，严格依照馆藏原有八百五十二包藏经编号，依次完成启封通风、防潮养护、逐册登录、重新封装、残卷整理、古柜修缮等全套标准化工作。工作期间同步修缮明代皇家藏经大柜，系统性梳理民国影印宋板藏经遗存，精准甄别剔出混杂其中的宋元古经残页、明正统年间各类板本夹层古卷，对零散残页、零本典籍统一归集装订、分类收纳。

本次清理工期紧凑、工作量极大，两月之内逐日记录工作流程，每日审核登录典籍数百册，兼顾手录目录、实物核验、版本甄别多重工作。因时间仓促、典籍浩繁，道家经典、洪武小字经、东平府印经及西夏经文等珍贵文献未能完成深度考释与译读，先生亦在工作绪言中坦诚文稿疏漏、留存待研空间，充分彰显老一辈学者严谨务实、虚怀求真的治学品格。本次工作并非简单的典籍收纳整理，而是兼具文物抢救保护、馆藏账实核对、版本学术考证的综合性专项工程，为后世陕图藏经的典藏、研究、活化利用奠定了百年根基。

刘军山先生清理宋元藏经工作笔记

二、宋元藏经刊刻与印造体系精准考证

在基础清理工作之外，刘军山先生立足馆藏九千余册宋元藏经实物，提出不能把全部宋元旧经一概归为碛砂延圣寺版。突破传统笼统的藏经认知，首次系统厘清馆藏藏经刊刻年代、刊刻地域、后世印造时期三大核心体系，彻底厘清了馆藏多元版本源流，打破了学界单一“碛砂藏”的片面认知。

（一）刊刻时间：构建宋元藏经百年时间谱系

先生通过卷尾跋文、刊刻题记精准考证，划定馆藏宋元藏经完整刊刻时间轴：始刻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鼎盛于元大德十年（1306），终刻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横跨宋元一百三十四年。

其一，最早宋刻本为南宋理宗绍定四年范显刊刻《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板号文一，是馆藏年代最早的宋代藏经实物；其二，元代刊刻鼎盛期以大德十年管主八刊本为核心，《阿毗达摩品类足论》《大乘集菩萨学论》卷尾留存完整原始刊刻跋文，是元代官方大型刻经工程的西北实物遗存；其三，馆藏最晚宋元藏经为元至正二十五年方国珉刊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明确划定这批古藏的刊刻下限。完整清晰的时间谱系，为藏经版本断代提供了精准实物标尺。

（二）刊刻地域：厘清多地域复合馆藏格局

先生通过版式、题记、行款比对，明确馆藏宋元藏经并非单一碛砂寺刻本，而是六大刊刻地域汇聚的复合馆藏，完整梳理出江南与关中两大刻经体系：

一是江南核心刻本，包含碛砂延圣寺本（馆藏主体，含《法苑珠林》《宗镜录》《高僧传》等经典卷次）、吴兴妙严寺本（以《大般若经》为代表）、杭州方国珉刊本（半页五行、行十五字专属版式特征）；二是未知地域古本，含南宋范显刊本、小字巾箱梵夹残本；三是关中本土珍稀刻本——元京兆府刊本，以张宅李惠明所刊《华严经·卷第七十八》为代表，是宋元时期西安本地雕版印刷的稀见实物，填补了关中元代刻经史料空白。先生能够从明正统藏夹卷内甄别出混入的宋元藏经残页，足见版本鉴别功底。

（三）印造时期：区分雕版与刷印的时代差异

本次考证最大突破之一，是严格区分雕版年代与刷印年代，厘清同一古版跨宋元明三代的刷印传承脉络，将馆藏藏经印本分为四大类别：

宋印本以嘉熙二年《一切高王经》为代表，纸古墨旧，墨色独具蓝晖质感；元初京兆府陕刊陕印本为馆藏孤品级文物，元宪宗八年戊午年刊刻，因当时蒙古未立年号，仅以干支纪年，保留元代西安典籍装帧原貌，是西安元初刻本仅存实物；明洪武印本为陕西信士远赴杭州定制刷印，凤翔董觉真、西安右卫章旺分别在杭州经坊印造藏经，施舍于卧龙寺、大慈恩寺；明永乐印本以咸宁史仲达印造《大般若经》为代表，施入开元寺。清晰的印造脉络，完整还原了元明江南藏经输入关中、民间施藏、寺院传承的完整路径。

三、藏经版式形制与物质工艺深度研究

刘军山先生摒弃传统文献考据的单一视角，深入典籍物质本体，通过实物实测、显微观测、手感甄别，系统研究藏经版式形制、纸质原料、墨色工艺，构建了宋元藏经物质鉴别完整标准体系。

（一）制式规范：实测原始梵夹版式形制

先生以公尺为标准，精准实测馆藏宋元藏经原始形制尺寸：经本、板心长宽规格固定，统一为三十行经文、每行十七字，六行一折、正反五次折叠的两开半梵夹式经典制式。同时完整记录藏经原始装帧特征：靛色精装封面、卷首佛祖授经图、制式板号题名、卷尾释文、米色封底、卷脊编号纹饰，完整留存了建国初期未经修复改造的藏经原始形制，为古籍版本鉴别、文物修复提供了不可复刻的原始参照。

（二）纸质原料：区分南北造纸体系，佐证陕西古造纸史

先生通过肉眼观测、纤维甄别、帘纹比对，将宋元藏经用纸分为南方麻纸、麻竹混造纸与北方陕西枸瓤纸两大体系。南方藏经纸分灰白麻质、姜黄麻竹合制两类，幅面大于唐代写经纸、纤维更粗，印证了宋代造纸工具与工艺的进步；北方藏经专用陕西本土枸瓤纸，洁白坚韧、经久不腐，专供元京兆府刻经、西夏文经使用。

先生据此得出重要学术论断：陕西枸瓤纸为本地特有物产，至迟元初已成熟应用于官方刻经，本土造纸产业历史悠久、传承有序。这一发现将陕西古代乡土造纸工艺的可考历史上溯至元代，填补了西北古代造纸手工业史料空白。

刘军山先生清理宋元藏经工作笔记

（三）墨色工艺：显微溯源宋元明制墨技术演变

在五十年代有限的科研条件下，先生开创性使用显微镜观测藏经墨色微观形态，精准区分宋、元初、明洪武、明永乐四代印本墨质差异，溯源古代制墨工艺演变规律：

宋代印本墨色黑中泛蓝晖，镜下呈油润灰棕色，制墨胶中掺漆比例高；元初印本墨色黝黑厚重，镜下为褐棕色，松烟墨质地纯正；明洪武印本墨色偏淡，镜下呈红棕色，墨质疏松；明永乐印本蓝调浓重、多有墨晕，工艺趋于粗糙。

先生进一步考证典籍，结合《知不足斋墨史》《墨经》等古籍，阐明墨色差异的核心成因：松烟墨本底为棕色，肉眼所见黑、蓝、红褐色差，均由制墨掺漆配比、纸张底色反射决定，精准解密了宋元明制墨工艺的技术迭代规律，开创了西北古籍墨质显微鉴别法的早期实践。

刘军山先生摹写宋元藏经书法手迹

四、藏经书法艺术与社会史料多元挖掘

本次清理工作突破古籍整理的传统边界，兼顾艺术考据与社会史学，从写刻书法、卷尾题记两大维度，挖掘出藏经承载的书法艺术价值与基层历史史料。

（一）写刻书法：梳理宋元民间写经书风流变

先生逐卷品鉴馆藏藏经写刻笔迹，系统梳理一百三十四年间宋元刻经书法的艺术脉络，收录多位无名书手、僧人的书法特征：南宋范显所书《大宝积经》取法《兰亭》，承袭唐碑神韵；宋代僧人清满、惟拱分擅圆润、方正书风，《法苑珠林》笔势灵动、法度严谨；高龄比丘如坦七十二岁晚年所书《楞伽阿拔多罗蜜经》，仿苏体笔意，苍劲老道；元代刻经书风规整匀称，法度森严，气韵超迈同时期赵孟頫书风，方国珉刊本则承袭欧阳询《皇甫诞碑》笔意。

先生最终总结一代书风特质：宋代刻经书法以神韵气韵取胜，元代刻经书法以规整法度见长，完整勾勒出宋元民间写刻书法的演变轨迹，弥补了书法史对无名写经书手的研究缺位。

（二）题记史料：印证宋元明基层行政与文化交流

先生精准摘录藏经卷尾施印题记，以实物文献印证宋、元、明三代基层乡里保甲制度：宋代平江府昆山县、元代台州路黄岩州完整的乡、里、保、村基层建制，与明代陕西凤翔府乡里体系一脉相承，印证王安石保甲法之后数百年基层行政制度的延续性。

同时，陕西本土题记史料极具地域研究价值：明代凤翔信士董觉真远赴杭州印经、施藏关中寺院的记载，清晰还原了元初陕西本土刻经兴盛、明代关中刻经衰落、江南印本反向输入陕西的文化格局变迁，证实陕西不仅是江南藏经的保存地，更是元代北方佛教文献的生产地与传承核心地。

这是先生尤为可贵之处：不是只谈古籍版本，而是利用佛经施印题记这一类社会史料，从文献实物转向社会史思考。藏经题记大量保存普通平民信众籍贯乡里，是研究宋元明江南、陕西基层社会、民间信仰、刻经施善习俗的一手材料。

五、本次清理工作的核心历史与学术价值

纵观建国初期这次藏经专项清理工作，刘军山先生以一己之力，在工期紧迫、条件简陋、任务繁重的特殊背景下，完成了兼具抢救性、基础性、开创性的学术工作，其价值跨越时代、意义深远。

其一，文物抢救价值无可替代。本次工作及时遏制了战乱之后藏经散乱、受潮、虫蛀、散佚的危机，通过标准化养护、封装、修复，保全了一万八千册历代佛经，让千年国宝级文献得以稳定传世，筑牢了西北佛教文献典藏根基。

其二，学术研究开创先河。作为建国后全国最早的大藏经系统性清理成果，本次工作首次厘清陕图藏经多元版本体系，区分碛砂、吴兴、杭州、关中本土四大刻经体系，首次发现元代京兆府陕刊陕印孤本、陕西枸瓤纸古工艺实物，打破了江南中心论的传统认知，确立了陕西在宋元佛教文献史上的双重核心地位。

其三，研究维度全面系统。本次工作突破传统目录登记局限，从印造、版式、纸质、墨色、书法、行政史料等十二个维度开展全方位考证，融合版本学、工艺学、书法学、社会学、地域史学多领域研究，构建了完整的藏经研究体系，也全面展现了刘军山先生早年家学功底和农业专校现代教育及几十年研究积累，所形成渊博的学识素养和佛经研究的丰富阅历。

其四，留存珍贵原始史料。手稿完整记录了五十年代藏经原始装帧、墨色、纸质、题记细节，留存大量后世古籍修复、整理中不复可见的原始状态信息，成为当代藏经研究、文物鉴定、文献溯源的第一手权威资料。

六、工作局限与后世启示

受时代条件、工期限制，本次整理工作存在客观局限：部分小众版本刊地、源流未能详考，西夏经文未及译读，专项深度考据未能全面展开，部分工艺判断为肉眼经验观测，有待现代科技检测佐证。先生本人亦坦诚：文稿仓促疏漏、留存诸多待研问题，体现老一辈学人审慎求实的治学态度。也为后世学者留下广阔的研究空间。

整体而言，刘军山先生此次宋元藏经清理工作，是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传统学者投身公共文博事业的典范之作。其严谨的实物考据方法、全面的多元研究视角、深耕本土的地域史学思维，不仅圆满完成了建国初期的古籍抢救使命，更为百年来陕西省图书馆佛教文献整理、西北古籍保护研究树立了学术标杆，这份珍贵的手稿文献，是陕西乃至全国佛教文献研究史上不可复刻的学术瑰宝。

谨向守护典籍、骞续文脉的前贤先哲致以敬意！

参考文献

刘昌营（军山）. 陕西省立西安人民图书馆清理原存宋元明清佛教经典笔记. 西安: 陕西省图书馆, 1951.（未刊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