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然大物,东西绵延一万余公里,即便以步行丈量,也需历经五年才能抵达终点。当这个国家诞生后,便踏上了在广袤国境线上快速工业化的征程。1938年的两个五年计划,如同划破长夜的闪电,在短短十年间,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奇迹般地转变为欧洲工业第一、世界工业第二的强国。 这非同寻常的转变,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优势,更得益于沙皇帝国遗留下来的坚实基石。
要理解苏联的崛起,就不能忽视沙俄留下的财富。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百废待兴,从一片战火纷飞的废墟中蹒跚而起。但苏联不同,它是在沙俄的衣钵中建立的,自然继承了沙俄的全部遗产。 即便沙俄曾经拥有落后的农奴制度,与当时蓬勃发展的英法等列强相比仍有差距,但彼得大帝的改革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等沙皇的努力,已经使其从封建制度中挣脱,朝着近代化发展,构筑起庞大的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列强。在一战爆发前,沙俄的工业产值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位居世界第五,仅次于美、德、英、法。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从1860年到1913年这段漫长的时期,俄国工业产量以令人瞩目的5%年均增长速度发展着,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一增长率已接近8%。 当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欢呼雀跃,认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帝国时,俄国却已在暗流涌动。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随之而来的内战,饱受煎熬。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等地区陆续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日后将主宰世界的苏联,由此诞生。 得益于沙俄遗留的丰厚遗产和教育体系培养的庞大人才队伍,苏联建国之初并非一穷二白,相反,它堪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家底殷实的国家之一。这为苏联后续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计划经济的魅力,在于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集中制,能够整合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苏联正是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够在短短十年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产值飞跃,一举登上欧洲之巅,跻身世界第二。 苏联计划经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21年苏俄出台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一种试探性的变革,旨在打破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僵局,通过鼓励私有制和刺激投资来激活经济,迅速恢复因战争而遭受重创的苏联经济。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增加消费品的多样性,以此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业方面,则侧重于生产必需品,允许零售商、小企业主、知识分子和手艺人从事私营经济,私有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存在。同时,国家对经济活动保持监督和管理,尤其对重要的工业部门进行严格监管,并将关键行业的资产国有化,从而掌控经济命脉。 可以明显看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巧妙结合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策略,旨在稳定民心,恢复经济。因此,那个时代流传着一句响亮的口号: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在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显著增加,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苏联经济也实现了快速恢复与发展。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也为苏联的商业活动和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然而,随着列宁的逝去,权力斗争的阴影笼罩着苏联。最终,斯大林登上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宝座。他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新经济政策虽然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复苏,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滋生也导致了农业和工业成本的上升,物价飞涨,农村富裕阶层的壮大和贫富差距的拉大。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国家计划经济的开展,难以实现苏联的工业化目标。 托洛茨基提出的超级工业化思想,主张高速发展工业,通过掠夺农民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虽然斯大林后来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将其驱逐出境,但他却汲取了托洛茨基思想中的精髓,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是政府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控制和管理经济活动,从而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政府制定了国家经济五年发展计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内必须完成的工业化目标,并强调重工业发展的主导作用。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和资源的调配,确保资金和资源的充足供给。 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是实现全面的国有化,将国内的企业纳入国有体系,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避免私人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提升工业生产效率。同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设备,将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推动国内工业技术和装备的进步,并鼓励自主创新。 凭借这些强有力的管控措施,苏联在短短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实现了工业化。一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1932-1937年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辉煌成就:钢铁产量从4000万吨飙升至1.1亿吨,石油产量从1000万吨增长至3500万吨,电力产量从30亿千瓦时跃升至100亿千瓦时。 苏联工业化的成功,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经济陷入低迷,各大企业都在苦苦寻找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 斯大林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商机,向这些经济效益不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出了友好的橄榄枝,邀请他们来苏联投资或进行技术合作,积极招揽全球人才,并购买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和工厂。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斯大林深谙此道,直接获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研发的技术,远比从零开始更有效。 于是,携带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西方企业家们来到了苏联。尽管这些国家对苏联抱有敌意,但走出经济危机的迫切需求,促使他们选择了合作。在西方资本主义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苏联弥补了诸多工业方面的短板,尤其是军事工业获得了飞速发展。 苏联的工业化并非没有代价。斯大林通过集体农庄和余粮收集制,牺牲农民的利益,筹集到了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例如,尽管苏联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了惊人的工业化成就,但也伴随着令人发指的大饥荒。 在沙俄时代,俄国是粮食出口大国,乌克兰更是欧洲的粮仓。而在斯大林时代,乌克兰却遭遇了毁灭性的饥荒,数百万乌克兰农民饿死街头。 更令人担忧的是,苏联战后沦为粮食进口国。 苏联的工业化模式,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经济结构失衡,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隐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深刻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以苏联为戒,不要走苏联的弯路。他专门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顺序,强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与苏联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正是对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批判。苏联的工业化,犹如一场充满争议的传奇。 它创造了奇迹,也埋下了危机。 我们必须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探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历史的镜鉴,能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