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诚邀您关注一下，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也让我能更好地了解您的兴趣，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一个国家的稳定如同精细的钟表，稍有偏差便会引发连锁反应。贪官污吏的滋生，更是对这稳定机制的致命冲击，甚至可能演变为民不聊生的惨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其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因此，宋朝对贪官污吏的打击，也定格为一段颇具特色的历史篇章。在宋朝初创之际，宋太祖赵匡义便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隐患，制定了严厉的制度，尤其是对贪腐行为的惩处，力度空前。正是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才得以支撑着初建的王朝，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并最终成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一、遏制贪腐，维稳安邦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兵变，建立了宋朝。由于政权更迭并非饱经民生疾苦的农民战争洗礼，五代时期的贪吏横行之风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宋初，太祖与太宗时期，官吏们黩货厉民的陋习尤为盛行，严重威胁着宋朝政权的巩固。 史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中记载，建隆二年，大名府永济县主簿郭颛因贪污受贿被查获，赃款高达十二万；乾德三年，王全斌等人因贪婪纵容，豪夺子女财物，隐匿府库物资，共计六十四万四千余贯。太宗时期，王淮盗取主守官吏的财物，数额甚至高达千万。王仁赡长期操纵邦计，利用职权为奸，各场院暗中侵吞公款，总计数千万元。当时社会，百姓对官吏贪污的行为似乎习以为常，毕竟当官的不以贿赂为生的说法流传甚广。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求官者提供便利，再收取费用，或是直接侵吞国家财产。然而，这种行径最终只会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权益受损，国家遭受巨大损失，对国家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宋太祖深感忧虑，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故此在登基之后，便厉行整顿，以严刑峻法堵塞腐败之源。

二、铁腕惩戒，肃清吏治 建隆三年，宋政府颁布了《宋刑统》，其中明确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无录者各减一等，枉罚二十匹绞。 除此之外，宋政府还多次颁布诏令，强调对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应予以赦免。 即便贪官已经获得赦免，也不能论叙复官职。为进一步遏制贪污腐败，宋朝还实施知情举报制度，鼓励自首者减免罪责，并对举报贪官污吏者给予奖励。在法律与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宋太祖、太宗对贪赃枉法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据《宋史》和《长编》记载，两朝时期，被弃市的贪官竟达五十三人，被杖刑、流放、除籍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

例如，内班官员董延谓因在监军营务中贪污军粮而被杖杀；太宗时期，依旧坚持注意治本，深惩赃吏，共处死贪官污吏二十余人，其中多数集中在太平兴国年间。永丰仓持量官张遇等八人因受贿徇私，被处死；泗州录事参军徐壁因与牙校高贵勾结，侵吞民租官钱，被弃市；中书令史习元吉盗印伪造上奏文，探取绢匹达一百七十匹，被杖杀；侍御史赵承嗣因利用职权与吏勾结，侵吞巨额公款，连同七名同伙被处死；中书令史李知古因受贿擅改刑部所定的判决，被杖杀；宦官冯彦琛因擅自侵吞官用瓦木，转卖牟利，被处死。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贪污受赇的触角已经渗透到宋代政府的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部门，涉及官员的范围之广，手段之诡异，情节之严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充分说明贪赃受贿已经构成宋代社会严重的痼疾，宋太祖、太宗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以严刑峻法进行惩戒，无疑是恰当且必要的。

宋初严惩贪官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心所向，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与拥戴。 供备库使李守信因盗窃国家物资数万两，与女婿马适合谋盗窃木材。苏晓及时揭发，宋太祖本想赦免，但苏晓固请寞适于法，将其家族连坐，最终追回了被盗的公款。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赡，长期掌控邦计，恣意放纵下属为奸，怙恩自宠，无人敢对其进行揭发。

三、惩戒的涟漪 真宗对这一政策的调整，或许源于前代惩治贪官初见成效，官风有所好转。早在太宗的淳化年间，他就提出了惩治贪官要兼顾宽和严的原则，告诫宰相道：为治天下者，以宽猛相因。吏有不规，则以严正；吏有善者，则以宽厚。他强调，政策既要严格，又要适度，过于严苛会激化矛盾，过于宽松则会助长腐败。 咸平三年，真宗检阅囚犯，发现当年被判处死刑者竟达八百人，深感忧虑，要求政府官员在判决死刑时务必三复奏，务求谨慎。为了防患于未然，真宗还在选拔官员时严格把关，规定只有没有贪污受贿记录者才能被任用。他认为，特别是转运使、按察官吏，事权甚重，任非其人，则州县受弊。 甚至对官员退职后的生活待遇，也要依据是否有贪污受贿行为进行评估。由于真宗在惩治贪官政策上作了适当的调整，成效也相对显著，官风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直到仁宗时期，士大夫尚知饰筐簋而厉廉隅，但仁宗中期之后，宋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对外战争连连失利，官僚机构的膨胀，岁币增加，国家财力日感困乏，这些都加速了官风的腐败。据《宋史·丁谓传》记载，丁谓被籍家时，搜出巨额贿赂，数量难以估计。宋政府此后，对贪官污吏的惩处也逐渐变得宽松。 神宗时期，锐意改革，试图通过变法来更新吏治。王安石变法中，在理财和反贪污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希望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变法最终失败，他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的目标也未能实现，贪污腐败的现象依旧存在，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处更加宽松。

《宋史·苏颂传》记载了一件往事：知金州张仲宣因枉法贪污本应被处死，但法官援引李希输的案例，改判杖脊、刺配。苏颂却以刑不上大夫为由，为张仲宣求情，使其免于重罚。此后，宋朝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更加嚣张，法律的威严也受到了践踏。 至徽宗时期，奸佞当道，宋朝政治更加腐败，贪污受贿现象也更为猖獗。宰相王黼公然接受贿赂，包揽官职有明确定价，当时有句谚语说：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梁师成身兼数十百职，广收贿赂，奴仆商贾进献钱财七八千贯，就能轻松得到进士及第的机会。六贼积累了巨额财富，令人瞠目结舌。王黼的库房里，甚至堆积着大量的麻雀养殖用的草料。全国官吏多数为六贼的党羽，他们巧取豪夺，侵吞民脂民膏，激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最终引发农民起义。正如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纪极，怨痛结于民心，故至此也。

虽然还有少数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杖刑或刺配，例如左朝奉郎孙觌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被流放至象州羁管；贵池县丞黄大木因枉法贪污被判杖脊刺配至南雄州。但这也表明，高宗打破了神宗时期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的规定，依然坚持严惩贪吏。 宋朝统治者在惩治贪官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尤其是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以及南渡后的孝宗时期。然而，贪污腐败的现象却屡禁不止，这只能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去探寻答案。贪污腐败是剥削阶级社会固有的特征，它源于统治阶级对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以满足自身私欲的本能。

因此，宋朝为惩治贪官而制定的法律，本质上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只有当贪污腐败威胁到封建政权的根本利益时，政府才会严厉惩治。一旦惩治触及到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法律就会失去威慑力。 为了应对特殊情况，宋朝还在法律之外，制定了大量的敕、令、格、式、例等法规。在处理贪污案件时，常常以敕代替律，敕律并行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即便法律规定应该严惩贪官，有时也会因为敕、令、格、式、例的限制而得以赦免。此外，还实行八议制度，对涉及高级官员的特殊案件，必须召集政府高级官员进行协商后再作出裁决。

在协商过程中，往往争论不休，难以达成一致。许多贪官污吏，因为所谓的亲情、旧情、功劳或权势关系而得以逃脱应有的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吏的贪赃行为，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一些正直的官员对此深表不满：有司所守者法，法不载，然后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 结语 宋朝统治者在惩治贪官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贪赃受赇的现象却为何屡禁不止呢？这只能归结于社会制度的根源。贪污腐败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压榨和剥削的体现。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朝为惩治贪官而制定的法律，始终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服务。因此，想要彻底根除贪腐，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宋朝在惩治贪官方面的经验，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吸取有益之策。

参考文献： 《宋史·丁谓传》卷252.《太平宝训政事纪年》 《诸臣奏议》7卷87《冽赏门》 《长编》港220,照宁四年二月 《宋史·高宗本纪》卷28 最后，由于平台规则限制，只有当您与我互动频繁时，才会被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不妨点个关注，成为我的铁粉，以便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文章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