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田的等待

文/刘云峰

今年清明，冷雨淅淅沥沥落个不休。

我从外地务工的城市赶回乡里，专程给父亲和二叔上坟。沿着水渠边的道路一步步往山腰走去，前两年乡村基建改造，这条主水渠重新修整过，渠身笔直宽阔，路边还铺了硬化便道，拖拉机、三轮车可以径直开到山脚的田埂边。

沿路的平田早已翻耕完毕，泥土吸饱了雨水，漫出醇厚温润的泥土气息。雨滴砸进田里的积水面，漾开层层细碎水纹，田沟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鸣叫，整片低处的田野满是春日生机。

可越是往山上走，脚下的热闹气息便一点点消散殆尽。气派的硬化马路只修到山脚就戛然而止，加固的水泥水渠攀爬到山下也断了踪迹。抬眼望去，悬在半山腰的层层梯田，像被整个村庄遗忘在了半空。依旧是同一场绵绵春雨，落在高处梯田里却转眼渗进土层，半点留存不住。荒芜的田面袒露着板结开裂的肌理，唯有成片枯黄的茅草，默默封存起过往的旧事。

我们那一带，低处的平田紧挨着水库的主干渠，从来不愁水。高处的梯田向山腰延伸。水在低处流，田在高处渴。

水库是六十年代动工的。周边乡镇的民工赶来，锄头挖、箩筐挑，肩膀磨破了皮，扁担压弯了腰，才筑起了大坝和主干渠。父亲领着本村青壮上阵，二叔也跟着一同出工。父亲生于1940年，六十年代当上生产队队长，在村里一干就是五十年。

水从水库流出来，沿着主干渠而下。上游有座水轮泵站，村里人都叫它发电站。泵站外连接着铸铁水管，架在一节比一节高的石墩上。平整的管身，是我们儿时上学放学最爱走的独木桥。傍晚落日铺洒霞光，落在锈迹斑驳的管壁上，晕开一层温柔的暖红。

父亲和二叔为这水操劳了一辈子。

每到开春农忙季，二叔驻守在泵站清理杂草、疏通涡轮积淤，水管细缝扎些棉花，再拌上桐油封堵，破损裂口亲手电焊修补，老旧管道就专程进城采购更换。父亲则领着乡亲们钻进山腰，砍除渠边杂树，掏净渠底淤泥，把每一段水路打理得通畅无阻。

开闸放水，水流借着水头爬上山。不管是在水渠的开口处，还是在梯田漏水的缺口，总能看到好多泥鳅在水里窜动。水流得急，泥鳅就游得欢。它们肥硕，借着那股冲劲身子一扭一扭，自由冲浪。有时候一个浪头卷过来，能看见好几条大泥鳅凌空翻个身，溅起一大片水花。父亲看着那些冲浪的泥鳅，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

那些年，水来了，稻子黄了。父亲和二叔挑着一担担金黄的谷子，扁担在肩上压得弯弯的，两人喘着粗气，可脸上全是笑意。

分田到户后，集体水利日渐松散，早年的水轮泵站渐渐老化，输水能力一年不如一年。一九八七年村里通了电，父亲看到了希望。为了彻底解决丘陵梯田常年缺水的顽疾，他主动四处奔走，逐级向上申请项目，多方筹备资金，牵头在山里修建机电电排，想借着电力提水，从此彻底摆脱山地靠天吃饭的困境。

可山村地势落差极大，早年乡村供电不稳，电压忽高忽低。新建的电排电机常常超负荷运转，频繁被烧坏，机器故障不断，维修成本居高不下。后来村里尝试把电排承包给个人管理，希望能靠专人管护维持运转。奈何养护经费不足、管护松散、设备老旧问题始终无解，承包经营终究难以为继，最后彻底搁置荒废。昔日热闹的机电房渐渐荒芜，断壁残垣静立山野，再也听不到机器运转的声响。二叔一身修理涡轮、管护水利器械的过硬本事，从此再无用武之地。

此后各家只能自备柴油机抽水抗旱。

有一年大旱，我跟父亲学抽水。正午日头毒辣，老式柴油机靠摇把启动，我屡屡失误——接头漏气，底阀渗水，拼力摇机也只空转。父亲不吭声，取一把半湿不干软黄泥沿接头抹一圈封死漏气，拎起底阀在泥面轻顿几下。灌满引水，摇车启动。柴油机轰鸣，清水从出水口喷涌而出，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我大喊：“水出来了！”活水奔入干裂的稻田，萎蔫的秧苗缓缓舒展。

抗旱常通宵。父亲独坐田埂守机。有一晚，星光点点，月儿弯弯。他迟迟未归，我循着田埂寻去，见他蜷在草堆里睡着了，蒲扇滑落在脚边。我叫醒他。他抬腕，借着月光看了看那块老上海牌手表，哑着嗓子说：“抽够五个钟头了。”

二叔2020年走了。是我从医院把他接回来的。

父亲2024年七月二十五日（农历）也走了。我请了假赶回去，守着他，看着他闭眼。我守在了身边，可什么都留不住——像这片梯田，看着水从渠里流过，一滴也喝不到。

那块老上海手表，早已停摆，静静地躺在衣柜的抽屉里。

如今又到插秧时节。恍惚间听到记忆中的嘶吼——就像当年抗旱时那样，一声一声，闷在胸口。我常年在外，梯田等着它的水，等了一年又一年；我过我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可远处那些高处的梯田，早已长满半人高的野草。

祭拜完父亲和二叔，我从山上下来，又路过那片最高处的梯田。田埂还在，田底硬得像石头。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块地，干得扎手——要是有人愿意把水再引上来，它们还能活过来吧。可谁会来呢。它还在等水。父亲和二叔为它操劳了一辈子。现在他们走了，水也没再来过。

可这片梯田不知道，它站在那里，还在等水。

【作者简介】刘云峰，湖南洞口人，毕业于安江农业学校，现在外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