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总在想,苏联到底是一股什么味道?铁锈味、机油味、还有黑面包的酸味,混在一起,竟然让全世界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往这里看。工厂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吐着黑烟,像一支支巨大的画笔,把天空抹得灰蒙蒙的,可摄影师们偏偏迷上了这种灰蒙蒙。他们扛着笨重的机器,爬上爬下,对着管道、钢架、齿轮,咔嚓咔嚓地按快门,仿佛那些冷冰冰的铁疙瘩里,藏着什么热血的诗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站在农民大会的台子上,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那会儿,外国人对这个新兴国家好奇得要命,作家们一批批地涌进来,想看看神秘的“红色世界”究竟长什么样。澳大利亚的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也来了,她站在田埂上,和几个集体农场的农民合影。她的笑容很真诚,身上的裙子却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她大概是想融入什么,可又知道永远融不进去。 最让人震撼的,是那条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它像一条巨蟒,硬生生从岩石和冻土里钻出来,连接起两个海,全长227公里。不到两年,就通了航。官方的说法是“奇迹”,是“人类意志的胜利”。可那些在工地上劳动的人呢?他们不是工人,是古拉格的囚犯。运河的每一段河道,都泡着他们的汗水和血水。据说,有大约一万两千条人命,永远留在了这条运河的底下。我路过河边时,风吹过来,总觉得水声里夹杂着叹息。没有人愿意提这个,但心里都明白。 那一年,钢铁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往外冒,大型工业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摄影师们激动得手发抖,他们说这些高炉和烟囱简直是“诗”,是“工业时代的史诗”。就连开汽车也成了一种时髦。AVTODOR协会搞了一场全国性的汽车拉力赛,呼啦啦地横穿整个国家。车轮卷起尘土,路边的农民看得目瞪口呆。 可要说到生活,那又有点拧巴。早几年那场性革命折腾完了,国家突然变得保守起来,可身体好像还是自由的。大家依然喜欢光着膀子,在河边晒日光浴。男女老少躺成一排,皮肤晒得黝黑发亮,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与此同时,电影院里正在拍第一部音乐剧《莫斯科的笑声》,最红的女明星在镜头前又唱又跳。那份热闹,像是故意要忘记什么似的。 健康的生活方式被挂在大街小巷的标语上。年轻人被教育成要健身、要强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当上“共产主义建设者”。乌兹别克那边,墙上的标语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着工业、写着棉花。我认不全,但能感受到那种热火朝天的劲儿。 莫斯科也在变脸。苏哈列夫塔已经站在那儿几百年了,可斯大林的重建计划一出来,它就保不住了。第二年被拆掉,一砖一瓦都没留下。与此同时,地下开始轰轰烈烈地修地铁。没有盾构机,就挖一条大沟,盖个顶,然后再把土填回去。工人们干得满头大汗,但心里骄傲得很,谁要是能在地铁工地上班,那可真是一份光荣的差事。 天上也没闲着。飞行员们开始盯着平流层,USSR-1的机组人员穿着臃肿的飞行服,站在飞船下面,像一群笨重的企鹅。可他们的眼神里,全是星星一样的野心。 宗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政府的反宗教政策像一把扫帚,把东正教、佛教、穆斯林的神职人员扫得七零八落。到三十年代末,神父们要么被抓、要么被枪毙,寺庙变成了仓库,经书被扔进火堆。布里亚特的僧侣们沉默地站着,剃光的头在阳光下泛着青色的光,他们的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悲凉。 不过文艺的东西还在生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的演员们,在院子里坐在折叠椅上读剧本。中间那位戴帽子、留着白胡子的老人,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他皱着眉头,手里的剧本翻了一页,年轻的演员们像小学生一样看着他。 农委大楼建成了,那是一个叫什丘谢夫的设计师弄的,建构主义风格,看起来像一堆几何体搭在一起,棱角分明,古怪得让人移不开眼。摄影师专门找了个角度拍照,让人能感受到那楼仿佛下一秒就要变形。 那会儿,杂志报纸多起来了。上面说要让农民和工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于是开始招通讯员、招记者。很多农民放下锄头,拿起钢笔,写自己家里那几亩地的事。他们围坐在高尔基身边,听这位大作家讲话,眼睛亮得像有火在烧。 照相机的变化,其实最让我感慨。以前那东西又大又重,现在轻便多了,普通人也能咔嚓咔嚓地玩。于是,生活的边边角角都被拍了下来。亚历山大·罗德琴科就是这群人里头最有名的。他拍什么东西都带着一股锐气,连在黑海运河工地上,都能透过取景器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孩子们趴在地上,耳朵贴着收音机,手里拧着螺丝,像是在修理一个秘密。乌兹别克的一位火车司机靠在车头,脸上带着油腻腻的疲倦。卡累利阿的农家男孩划着小船,湖水清亮得能照见云影。那边有个“集体农庄”的农民,每天挣的粮食刚好够自己吃,瘦得像一根芦苇,可他总是咧着嘴笑。 纺织厂里,女人们的手在棉线间飞快地穿梭,像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村庄的土墙边,三代人站在一起拍全家福,老人坐在中间,孩子蹲在前面,阳光把他们脸上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妇女们集体下地干活,头巾在风里飘成一片彩色的云。 劳动节那天,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街道,红旗在头顶哗啦啦地响。农贸市场里,有人挑着篮子卖苹果,有人蹲在地上摆弄一捆葱,讨价还价的声音热热闹闹。药店的木柜子上摆着瓶瓶罐罐,穿白大褂的店员低着头,像在调制某种魔法药水。少先队员们系着红领巾,站得笔直,眼里满是刚刚学会的礼貌和信念。机械车间的工人们穿着汗湿的背心,手里拿着扳手,冲着镜头咧开嘴笑。那一年,每个人都在赶路,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往前走。有人奔着理想,有人奔着活着,还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可照片替他们记住了。镜头咔嚓一声,一下子就把那一刹那的姿势、眼神、呼吸,全都锁在了底片里。后来的人翻看这些照片,也许读得出那些黑白的表情,却未必尝得到那阵混合着铁锈、尘土、汗水和希望的风。而风,其实从来都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