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英国打赢了七年战争，表面风光，背地里却债台高筑。国库空得能听见回声，账本上的数字压得人喘不过气。这时候，英国政府的心思就活泛起来了：这仗凭什么打的？还不是因为北美那些殖民地天天惹事！在他们眼里，自己花了大把银子、派了那么多兵，去保护一群不知好歹的移民，这笔账，怎么也得让他们还。

可巧，那几十年里，北美的人口跟发了疯似的往上涨。一座座小镇冒出来，一茬茬孩子长大成人。英国人看在眼里，哪是什么繁荣景象啊，分明是一块流着油的肥肉。收税！特许经营！随便什么名目都行，只要能从那帮人身上刮出钱来。

这还不算完。英国政府还有一桩心事：那些殖民者总想往西边跑，去抢印第安人的地盘。真要是打起来，还不是得英国来擦屁股？于是干脆下一道禁令——谁也不许再往西踏一步。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殖民地的人本来就指望着西边广阔的土地发家致富呢，你一句话就把路堵死了，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更让人窝火的是，英国议会里压根没有北美殖民地的席位。你说你的利益被人动了，你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谁能替你撑腰？偏偏那几年的英国首相，一个比一个犟，油盐不进，你说你的，他干他的。这火苗子越压越旺，局势眼看就要失控。

1764年，英国又抬高了葡萄酒、麻布、丝绸的关税。殖民地的人日子本来就紧巴巴，这一刀下去，买卖更没法做了。到了1765年，印花税法更是离谱到没边儿——结婚证要收税，学位证要收税，凡是带印戳的文件，统统得交钱。这哪是收税啊，分明是抢钱！殖民地的人炸了锅。有个叫“自由之子”的组织振臂一呼，大家干脆不买英国货了。英国的商人先扛不住，天天跟议会哭诉，好说歹说，印花税才被撤了。

可新换的首相更不是善茬。他上来就派了两支部队驻到波士顿，明摆着是拿枪杆子逼你低头。1770年，枪走火了，一场冲突下来，十一个人死伤。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波士顿大屠杀”的事。到了1773年，又出了个更绝的馊主意——英国政府把茶叶的特许经营权给了东印度公司，让他们堂而皇之卖低价茶。这下可好，殖民地本地商人和走私贩子全傻眼了，价钱拼不过人家，生意全被抢走，这日子还怎么过？

12月16号夜里，几个殖民者抹了脸，扮成印第安人模样，悄没声地溜上东印度公司的船，一箱一箱把三百多箱茶叶全掀进了海里。海浪一卷，茶香四散，这事儿转眼就传遍了英国。伦敦的权贵们气得拍桌子：这帮殖民地刁民，翅膀硬了是不是？非得好好收拾一顿不可！于是议会连珠炮似的出了一串法案：关上波士顿港，粮食药品都不许运进去；把魁北克省的地盘扩大，硬生生挤压殖民地的活动空间。这些法案合在一起，被殖民地的人叫作“不可容忍法令”。

说到底，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朝代，乱收税都是往火堆里浇油。1774年9月，各殖民地的精英代表凑到了一块儿，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他们毕恭毕敬给英国国王写了封请愿书，恳求撤销那些不讲人情的法律，别再拿税务压人了。结果呢？国王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会议开了个寂寞，什么实质成果也没捞着。 但就是这次会上，一帮后来响当当的人物开始露脸了。麻省那边蹦得最欢的塞缪尔·亚当斯，带着他那个表弟约翰·亚当斯；还有在《独立宣言》上第一个大笔签字的约翰·汉考克；纽约那边来的是后来风云一时的约翰·杰伊；南边弗吉尼亚代表团里，站着华盛顿，还有那位把“不自由，勿宁死”挂在嘴边的帕特里克·亨利。这些人凑在一起，活脱脱就是美国独立最早的班底。你想想，当时屋子里那气氛，表面上还恭恭敬敬给国王写信，暗地里，独立的心思已经在每个人心里发了芽。 到了1775年4月，英国驻北美总司令盖奇将军先动了手，想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谁知枪声一响，英军竟然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夹着尾巴逃回了波士顿。这一仗打完，所有人都心里有数了：大规模的战争，躲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