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官员出使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政治现象。无论是巡察地方、安抚百姓，还是领兵征战、处理重大事务，朝廷都会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派遣不同身份和品级的官员前往执行。 其中，宰相出使无疑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平日里需要在朝廷中辅佐皇帝、统领百司、处理国家政务，本不应轻易离开中央。然而在唐前期的政治运行中，宰相却频繁以各种身份出使地方，这背后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也体现了唐代制度运行的独特逻辑。 宰相出使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一）借助宰相身份，以显示朝廷对事务的重视 唐前期，朝廷在安排官员出使时，往往会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选择不同级别的官员前往处理。 “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这段记载虽然主要说明的是御史出使监察的情况，但也反映出唐代官员出使时，对于身份和事务重要程度之间存在着明确对应关系。 宰相位高权重，在朝廷中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因此唐王朝常常利用宰相的身份来增强某些事务的重要性，“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换句话说，宰相出使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是在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朝廷十分重视。 唐前期宰相出使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领兵作战。

唐代前期，官员仍保留着魏晋南北朝以来文武不完全分途的传统。在“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的思想影响下，唐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具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宰相。因此，在唐前期，凭借军功进入宰相行列的情况依旧十分普遍。 在宰相群体中，像李靖、侯君集、李勣、刘仁轨、王孝杰等人，都是兼具政治能力与军事才能的杰出人物。他们担任宰相之后，仍然多次被派往前线，统率军队征战。 这类宰相出使，通常以担任行军大总管的形式出现。 战争时期，唐军往往分多路进军，各道军队需要一位地位更高、威望更重的人进行统一协调。因此，精通军事、又拥有宰相身份的人，自然成为统领诸军的最佳人选。 除了战争之外，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重要事务，也需要借助宰相的身份来处理。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大举入侵唐朝，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左仆射裴寂作为唐高祖李渊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便被派往突厥进行和谈，以他的身份和威望代表朝廷处理外交事务。 而在监察、安抚等出使活动中，宰相所前往的地区，也往往是政治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的区域。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向全国派遣巡察大使，由于京畿地区事务最为重要，因此派遣右仆射李靖担任巡察大使。

仪凤年间，河北、河南等经济重心地区遭遇灾害，朝廷便派遣宰相薛元超、来恒前往当地进行安抚，以稳定地方局势。 此外，宰相出使有时还是一种提升、彰显他人地位的政治手段。通过让宰相担任某些人的副手，可以进一步突出对方身份的尊贵。 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 武则天执政时期，武氏亲贵地位显赫，“宰相皆下之”。当武氏子弟出任使职时，往往会安排宰相作为副手，以体现其特殊地位。 例如武三思担任榆关道安抚大使时，姚璹便担任副大使。 再比如，武则天为了提升薛怀义的地位，让其担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而宰相李昭德、苏味道则分别担任其行军长史和司马。 对此，清代学者赵翼曾评价：“薛怀义入侍床第，宠冠一时，至命为行军大总管，率十八将军击默啜，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其长史司马，可谓爱之极矣。” （二）制度上的保障

隋唐时期，宰相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由于法定宰相地位过高，皇帝并不会轻易授予这一职位。“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因此，唐前期出现了大量加衔宰相。 三省六部中的许多官员，甚至部分寺监和十六卫官员，都曾通过加衔成为宰相。 据周梓翔统计，唐前期共有宰相191人。根据相关统计，其中有162人曾担任加衔宰相，占宰相总人数的84.8%。 加衔宰相的大量出现，使宰相群体不断扩大，也给皇帝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 同时，在唐前期的四等官制下，国家政务通常由各部门内部官员共同完成，即便宰相暂时离京出使，也不会对中央政务运行造成巨大影响。因此，皇帝并不需要过分担忧宰相出使后朝廷无人主持大局。 唐前期72次宰相出使中，有40次由加衔宰相担任，占宰相出使总次数的55.6%。 即便是法定宰相出使，朝廷也往往会安排其他加衔宰相留在京城，继续处理本部门事务以及参与国家重大决策。

（三）宰相此前经历的影响 宰相出使处理某些事务，往往与其担任宰相之前的经历密切相关。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族背景的影响，二是个人政治经历的影响。 部分宰相出使的地区，与其家族籍贯所在地相近，而这些家族在当地往往拥有较大影响力。朝廷派遣他们前往，有时也是希望借助其家族声望稳定地方。 唐高祖时期，裴寂被任命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率军前往河东抵御刘武周。 裴氏是河东地区的大族，虽然到了裴寂这一代家族势力有所衰落，但裴氏在当地依旧拥有一定影响力。 李渊南下长安时，裴寂曾通过书信成功招降绛州，对唐军进入关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前次绛州，迩于桑井。乃驰一札，喻此百城。老幼相携，如归景亳。襁负俱至，若就岐阳。” 因此，唐高祖让裴寂领兵出征，也考虑到了他在河东地区的影响力。

贞观十七年（643年），李勣平定齐王李祐叛乱，也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李勣是曹州离狐人，家境富裕，曾长期在河南地区救济贫困，在当地拥有良好声誉。“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 除此之外，李勣还曾担任齐州都督，与当地官员和百姓保持一定联系。 这些经历，都有助于他迅速稳定河南地区民心，减少叛乱造成的影响。 还有一些宰相，在担任宰相之前曾长期任职地方，对当地风土人情、军事形势十分熟悉。因此，当地方出现重大问题时，朝廷往往会再次派遣他们处理。 例如贞观时期，李靖先后担任代州道行军总管、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平定突厥，这与他此前多次与突厥作战并积累丰富经验密切相关。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入侵太原，李靖率领江淮兵一万人前往抵御，“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 武德九年（626年），李靖再次率军阻击突厥，对突厥军事特点已有深入了解。

李勣在担任宰相之前，曾任并州官员长达十六年，在当地拥有极高威望，“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 后来他参与灭亡突厥的战争，并在担任宰相后多次领兵征讨薛延陀，这些经历都成为朝廷任用他的依据。 刘仁轨从显庆五年（660年）到麟德元年（664年）十月，长期担任带方州刺史，参与百济屯田和战争事务。 后来担任宰相后，刘仁轨又先后出任浿江道行军总管、辽东道安抚大使、鸡林道行军大总管，负责辽东地区军事和安抚事务，这同他此前长期驻守海东、熟悉当地情况有直接关系。 韦待价在担任宰相前，曾先后担任兰州刺史、凉州大都督府司马、肃州刺史、检校凉州都督，“频有守御之功”。因此，在任相后被派往安息道担任行军大总管。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期间治理有方，“百姓咸歌诵之，相与立碑以纪恩惠”。后来他又担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河北道安抚大使等职。 （四）宰相自身具备相应才能 吴宗国先生认为：“宰相成员的安排和配置……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处理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宰相所需要的素养和才能。有时还可以通过宰相人员的安排来弥补制度中某些环节存在的问题。”

唐前期，由于突厥、吐蕃势力强盛，同时唐朝还不断征讨辽东、应对契丹叛乱，国家安全形势并不稳定。因此，唐王朝十分重视选拔具有军事能力的人担任宰相。 这些人在成为宰相之后，又经常被派往前线，以宰相身份统帅军队。 李靖、侯君集、李勣、刘仁轨等名将，都是因为卓越的军事才能被提升为宰相，之后又以宰相身份成为军队统帅。 例如李靖曾受到唐高祖高度评价：“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武则天时期，突厥频繁入侵，唐朝不断进行防御作战。 魏元忠曾学习《九州设险图》，熟悉山川险要，并研究“古今用兵成败之事”，因此在武则天时期多次担任行军统帅抵御突厥。 姚崇也因为在契丹入侵时展现出卓越军事才能，被任命为宰相。他对边境军事设施十分熟悉，在突厥入侵时，也曾奉命出使安置军队、统领作战。 由此可见，即便某些官员并不以辅政能力著称，只要具备突出的军事才能，也可能被皇帝任命为宰相。

例如韦待价“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虽然他在政务处理方面受到质疑，但军事才能仍使其获得重用。 除了军事才能之外，其他类型的出使也会考察宰相自身的能力。 监察与安抚性质的出使，需要承担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职责，因此出巡宰相往往需要具备识人之明。 刘祥道家族长期擅长铨选，在当时具有较高声望。他本人也长期任职吏部，曾上书指出选官制度弊端，因此朝廷派遣他巡行关内，负责选拔人才。 薛元超为官时“好引寒俊”，十分重视提拔有才华的寒门士子。 因此，高宗任命他担任河北道安抚大使时，特别下诏要求他举荐人才。 （五）政治斗争中的排挤手段 唐代长安是全国政治中心，能够进入中央任职，被视为官员仕途上的重要提升。

许多朝臣不仅不愿意离开中央担任地方官，甚至对于临时出使，也会因为远离权力中心而有所顾虑，“恐权宠夺移”。 因此，通过出使的方式让政治对手离开朝廷，成为一种打击政敌的手段。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高宗以后，尤其是武则天时期，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密切相关。 由于这些政治斗争中的对象往往没有明显罪证，无法直接诛杀或贬谪，因此通过派遣出使，让其暂时离开政治中心，成为一种较为温和的打击方式。 仪凤时期，刘仁轨与李敬玄出使，就与二人的政治矛盾有关。 “（刘）仁轨后为左仆射，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协。时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轨征之。” 刘仁轨到达陇右后，李敬玄又利用职权不断限制和打击他。 “刘仁轨西讨吐蕃，有所建请，敬玄数持异。”

刘仁轨本就是被李敬玄排挤出京，在外又受到牵制，于是上书称赞李敬玄具有军事才能，希望以此反击。 李敬玄向高宗解释自己并没有军事才能，而刘仁轨推荐自己出征，是出于报复。 “敬玄辞以非将帅才，且仁轨逞憾，故强臣以不能。” 不过，李敬玄任职吏部期间，与山东大族联姻，在朝中形成较大势力，“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引起高宗不满。因此，高宗没有直接处理，而是采用派遣出使的方式让其远离中央。 岑长倩担任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也与武氏集团排挤有关。 长寿二年（693年），凤阁舍人张嘉福等人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岑长倩反对拥立武氏子弟，并“奏请切责上书者”。因此得罪武氏集团，被排挤出朝，派往西征吐蕃。 此外，武则天末期姚崇出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也与政治斗争有关。 姚崇是相王一党的重要人物，与张易之兄弟关系恶劣。在张易之兄弟操纵下，姚崇被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中宗时期，侍中苏环因为处理郑普思流放之事得罪韦后。 但苏环为人忠厚，在当时有长者之名，并无明显过错，无法直接贬官或诛杀，因此韦后等人便通过派遣其河北赈灾，将其排挤出政治中心。 （六）宰相主动申请出使 唐前期，也有宰相主动申请出使的情况。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宰相希望通过领兵作战获取军功，从而巩固自身地位。 裴寂和韦待价领兵出征，便属于此类。 武德初年，裴寂与刘文静之间存在政治竞争，为了增强自身实力，裴寂希望通过军事功劳提升地位。 韦待价则因为升迁过快，“累登非据，颇不自安”，因此主动请求出征，希望依靠军功稳固自己的地位。

张亮担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也是在劝阻唐太宗征讨辽东未被采纳后，主动请求参与战争。 总体来看，唐前期宰相出使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最主要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利用宰相身份处理重大事务；二是宰相自身具备相应才能；三是宰相过去经历对其任用产生影响。 至于政治斗争导致的宰相出使，主要集中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并非唐前期政治生活的主流，因此不能视为主要原因。 而由于长安是全国政治中心，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愿轻易离开权力核心，因此宰相主动申请出使的情况也较为少见。 唐前期宰相出使，并非单纯由某一个因素决定，而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例如裴寂担任晋州道行军总管，既受到他与刘文静政治斗争的影响，也与他主动希望通过军功提升地位有关。 李勣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既需要借助他的宰相身份和崇高威望统御诸军，也因为他拥有卓越军事才能，并长期积累辽东作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