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1月9日,金军在完颜宗望与完颜宗翰的指挥下,攻入了风雨飘摇的汴京,俘获了宋徽宗与钦宗两位皇帝。到了4月20日,金军在城内进行了惨烈的大规模掠夺,将赵宋皇室及近十万官民俘虏,连同大量珍贵财物一同押送回金国北方。据《大金国志》记载,汴京城内被掠夺的财富之惊人令人瞠目结舌:五千四百万匹绢布、一千五百万匹大物缎子、三百万锭黄金、八百万锭白银。单是这些数字,就足以让人震惊。为了做个对比,北宋每年向辽朝支付的岁币在《澶渊之盟》中不过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而金军此次所获的财富,则足以支撑北宋数百年的岁币开支。
当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时,读者的感受或许和笔者一样——被北宋的富裕程度深深震撼。然而,如果将这些巨额财富与靖康之变前的现实相结合,便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真相:宋徽宗在位期间,北宋的财政困境已经到了极端化的地步。政府对百姓的盘剥已达近乎极限,形容为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也丝毫不过分。这种腐化不仅让贫富差距拉开到惊人的程度,也让国家潜藏的危机愈发明显。北宋财政的根源问题可归结为三冗:冗兵、冗官、冗宫。冗兵是指北宋维持的庞大常备军,常年兵力高达百万;冗官则是由于科举制度扩张,衍生出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冗宫则是指皇宫内部奢靡无度,皇帝与皇室的生活奢华异常。 在北宋时期,即便在财政较为宽裕的年份,朝廷年收入也不过六千万缗,而光是维持军队的开支就高达五千万缗。剩下的一千万缗,要支撑庞大的官僚体系、皇室奢华生活,还要应对频发的灾荒与边疆危机,财政压力已是捉襟见肘。为弥补这巨大的赤字,北宋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设立括田所。括田所,又称西城括田所,是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设立的专门机构,旨在通过查验民田契约,强行没收百姓土地,为政府填补财政空缺,同时满足皇室挥霍的需求。括田所在全国范围内肆意搜刮,将大量民田与荒地收归国有,变为税田或官租田。不仅如此,到了1119年,括田所甚至宣布将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对百姓捕鱼、采藕、割蒲等行为征收沉重税负。任何违反者都将被视作盗贼,严加惩罚。这种苛刻的政策让贫苦农民和渔民不堪重负,长期积压的不满终于爆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江等人借助梁山泊天然地理优势,组织起起义,成功抵抗官府镇压,这便成为后来家喻户晓的梁山起义。 从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北宋政府为了填补财政缺口,不惜压榨百姓,甚至激起民变。而金军从汴京掠夺的财富,多数并非来自朝廷财政盈余,而是取自皇室库藏及官绅私有财产。换言之,北宋的财富几乎全部集中在官僚与豪绅阶层手中,普通百姓早已陷入贫困。而朝廷不仅不向富裕阶层开征重税,反而继续加重底层百姓的负担,完全站在了与百姓对立的立场上。 王朝内部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与国家虚弱。就如同一扇摇摇欲坠的破门,金国轻轻一踢,宋朝的国运便轰然崩塌。这一切,无疑揭示了北宋自取灭亡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