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亚洲那些事儿》系列，今天继续聊聊商鞅变法的事儿。

商鞅变法究竟改变了什么？它到底是一场废除奴隶制的封建改革，还是原始社会内部的一次管理调整？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先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国，看看商鞅究竟是如何推行他的变法的，再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商鞅在说服秦孝公之后，便在秦孝公的授意下开始推行变法。虽然得到了国君的同意，但他仍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一是普通百姓，二是秦国的贵族。

那么，作为卫鞅来说，他是如何应对老百姓的反应的呢？他一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叫做徙木立信，第二件叫做钳民之口，第三件叫做诛杀立威。

卫鞅在制定了法律之后，并没有立即将法律公之于众，而是先要制造一个事件，为自己造势。他在当时秦国的都城栎阳南门外立了一根木杆，并贴出一张告示，告示上说：如果谁能把这根木杆从南门搬到北门，就赏赐十金。

那时的金，并不是今天所说的金子。因为战国时期，银并不作为流通货币使用，而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当时还很难冶炼，所以那时的金指的是铜。

所谓十金，就是十斤黄铜。但是要知道，那时的十金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

至于当时的十金究竟相当于现在多少钱，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根据《汉书·食货志》中的一些数据记载推算，大概相当于一个五口之家几年的生活费用。这么大一笔钱，只不过是把一根木杆从一处搬到另一处而已。

而且那时的城池都很小，可能方圆只有几公里，直接走过去或许几百米就到了。告示贴出之后，围观者众，却无人上前，因为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却给予如此重的赏赐，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卫鞅听说没有人肯动，便将赏金从十斤改为五十斤。后来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秦国从来没有这么重的赏赐，但总会赏一点吧。

他说自己愿意试一试，便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当时卫鞅就在北门等候，看见这个人把木头搬过来，卫鞅说：你是一个良民。

随即赏给他五十斤。这件事一下子轰动了整个都城。

卫鞅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件事，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法律是我制定的，无论这个法律听起来多么荒谬，但我可以保证，我说话是算数的。这就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叫做徙木立信，通过搬一块木头，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起他的信用。

卫鞅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钳民之口。法令颁布之后，有一些人到卫鞅面前说：这个法令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同时也有一批人到卫鞅面前说：这个法令颁布得太好了，这里怎么好那里怎么好。卫鞅表示，无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的人，统统抓起来，发配到边疆去。

卫鞅把那些说好的人称为"媚令之民"，媚就是谄媚讨好的意思；把那些说不好的人称为"梗令之民"，梗就是阻止的意思，即阻止法令推行的人。不管是媚令之民还是梗令之民，商鞅认为都不是良民。

那么在商鞅眼中什么才是良民呢？他通过钳民之口，传递了另外一个信息：法律是我制定的，对于老百姓来说，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我制定的法律去生活、去纳税、去服兵役。

你们想那么多干什么？无论法律好还是不好，照着做就行。卫鞅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赤裸裸地剥夺了老百姓自由思考的能力和自由言论的权利。

这是卫鞅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就是诛杀立威。卫鞅曾经亲自在渭河边上处决囚徒，一日诛杀七百余人，整个渭河的水都染红了，哭声遍野。

《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卫鞅所杀的具体是些什么人，如今已搞不太清楚，但一定是那些抵触新法的人。

通过徙木立信、钳民之口、诛杀立威，卫鞅终于在民间推行了他的法令。但是他的变法却遭到了来自秦国贵族，特别是太子的强烈抵制。

那些议论新法的百姓已被卫鞅发配到边疆。那么卫鞅又是如何对待太子的呢？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卫鞅所说的意思是：法令之所以不能推行，是因为上位的人在阻碍。但是太子是国之储君，所以不能对其施加刑法。

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两位老师，一位叫公子虔，一位叫公孙贾。通过这两件事，连太子的老师都会被卫鞅处罚，所以大家都非常害怕卫鞅，卫鞅也就此确立了他的威信。

但可以看到，卫鞅是个狠人，而且做事不留余地。他怎么能去得罪太子呢？太子是国之储君，将来是要继承君位的。

太子如果记恨上他，一旦当上国君，卫鞅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但卫鞅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就这样硬生生地做了这件事。

卫鞅这几个手段一使出，国内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于是，卫鞅开始推行他的新法。

卫鞅一共进行了两次变法，直到公元前三百四十年，他在与魏国的作战中夺取了西河之地，才被秦孝公封到商於一带，这时他才可以被称为商君。由于他原本姓卫，是从魏国而来，等到受封于商地之后，便可以子地为姓，称作商君。

那时的卫鞅才可以被称为商鞅。但由于史书上一直沿用"商鞅变法"的说法，因此不再作严格区分。

今后的叙述中，有时称卫鞅，有时称商鞅，指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商鞅所推行的变法，究竟改变了什么？

过去人们常说的"废井田、开阡陌、终结奴隶制社会"，多是1975年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之前，依据传世文献得出的结论。此后半个世纪里，睡虎地、里耶、青川、龙岗、放马滩、岳麓、北大等大批秦简陆续问世，旧有结论已需要重新审视。

先秦土地制度中，公认存在爰田制与井田制两种形态。爰田制又写作辕田，在周亩基础上采用双人合作的耦耕方式生产，配合"三年一易土"的轮换制度，对应的是氏族公社共享土地的所有制。

这种伙有共耕的方式，在解放后云南独龙族、怒族、傈僳族的聚居区仍有保留。井田制则是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小家庭生产方式，把土地划成"井"字，八家共耕中间的公田，其产出作为向封建主缴纳的劳役地租，颇似西欧封建社会早期的农奴劳役地租制。

商鞅变法之后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对耕作方式和亩制进行了调整。

耕作方式上，商鞅实际上是融合了爰田制和井田制，吸取了前者按爵位授田和收回的村社轮转手段，即史书中的"作爰田"；又吸取了后者中的劳役地租，把土地划分为舆田与税田，即秦简中所说的"度稼得租"。

两者合一，才是《史记》《汉书》中"废井田""制辕田"的正解。亩制上，商鞅把100平方步的周亩改为240平方步的大亩，一方面适应牛耕所需的回转空间，另一方面便于税收管理和田地规格的标准化。

青川、龙岗秦简都显示，秦朝对田垄、道路的规范化管理极为严格，形成横纵交错的路网，从而实现赋税与行政的标准化。综合来看，商鞅变法延续了先秦土地管理制度的传统，但把主持土地轮转的主体，从血缘亲属或长者，换成了国家的官吏。

秦汉基层"里"这一级设有田典，半官半民，向乡中的田部佐汇报；田部佐则隶属于县里秩级极高的田啬夫。

在如此繁复的管理下，秦与汉初的农户往往以类似小生产队的方式合作耕种，特别是在官吏指挥下使用官牛，可见基层农业生产中带有很强的公有化成分，只不过这个"公"，属于国家，行使管理权力的是官吏。有趣的是，近代俄罗斯也存在一套类似的体系——村社。

村社建立在公有基础上，土地定期重新分配，配合共耕制度，村民未经许可不得离开，租税还带有"连环保"式的连带责任。

1845年，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出版《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后，以赫尔岑为首的村社社会主义者便宣称，俄国农村公社就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农业协作社"的现成基础，俄国由此可以避开资本主义直达社会主义。

文学评论家特卡乔夫更盛赞俄国农民是本能的共产主义者，民粹派也把村社精神吹捧为俄罗斯独有的强大因素。

然而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俄国村社的原始"土地公有制"以及"农民在被分配到的份地上从事劳动"等特点，决定它依然属于"半野蛮的、半文明的"落后社会形态。

列宁作为俄国人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被民族自豪感所蒙蔽，而是明确指出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且是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而让俄国沦为"最野蛮的亚洲"的基本元素正是村社。

原因在于，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村社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遗存，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原始社会，比奴隶社会还要落后。

恩格斯也继承了这一论断，指出从印度到俄国，凡古代村社习俗保存之处，都成了东方专制政体的基础，只有当这种习俗崩坏，独立发展与奴隶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进步才真正开始。

由此可见，如果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不去重走俄罗斯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者"因民族自豪感而敝帚自珍的老路，就应当意识到：商鞅变法从来不是什么封建社会打倒奴隶社会的历史性变革，而只是一次原始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内部的管理模式调整而已。

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