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蒋介石最难熬的一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了北平，他向美国报告：“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的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

而军统郑介民递交的情报更让蒋介石冒火：《大公报》的胡霖代表上海六十多位商界教育界人士建议司徒雷登劝蒋下野，说政府贪污无能，“实难有改进复兴之望”。军统上海站的密报也来了：美国正酝酿“换蒋”运动，理由是蒋介石主政20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人之包围”，中国政局不能改善，“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

密报直指幕后推手——马歇尔因调停国共失败迁怒蒋介石，认定其固执守旧、阻碍和平。

蒋介石觉得很没面子，他在《上星期反省录》里写了一段话：准备在国民大会时不竞选总统，“交出政权”，推出“无党派名流”，自己暂任参谋总长，攥着军权。

1948年3月末，“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所谓行宪，即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行宪国大”是一次分配权力、利益的大会，国民党内部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4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上，蒋介石公开表态，总统可由党外贤能出任，优先选择通晓国际事务、在美国有影响力的人士。

谁都听得出来，这话指向北京大学校长、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几天前，蒋介石约见王世杰时说得更直白：自己若当总统，受宪法束缚，戡乱工作难以施展，他愿退居行政院长，“负责辅佐”。

胡适（左）与蒋介石（右）

这话从老蒋嘴里说出来，连王世杰都不敢信。

但蒋介石有自己的算盘。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刚向国会提交了5.7亿美元的经济援华法案，可国务卿马歇尔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经济恶化，“在战争消耗和内部分裂的当前情况下，巨额基金多半要浪费掉”，美国“不当置身于对中国政府举措直接负责的地位”。钱虽给了，但美国人正拿着放大镜找毛病。蒋介石想得很实际：推胡适出来当总统，美国那边就没话说了，美援的管道就能畅通。

有人分析，蒋介石之所以要推荐胡适当总统，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为自己树立“民主形象”。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实权仍抓在他的手里。胡适即使当了总统，也是有名无实的。

但这个决定却引发党内大地震。陈果夫、戴季陶、邹鲁等一众元老齐聚总裁室，痛哭流涕、坚决反对。邹鲁当众慷慨陈词、声泪俱下，直言唯有蒋介石能执掌国府，总统之位非他莫属，关乎党国存续安危。

司徒雷登于4月6日向马歇尔汇报说：CC系、黄埔系更是抱团施压，扬言绝不辅佐外人执政，宁可投奔中共也不愿服务于除蒋介石以外的任何总统。

国民党的CC系

似乎蒋介石不当总统，天就要塌下下来了。

于是蒋介石放弃推胡适参选的计划，同意角逐总统之位，居正作为陪衬参选。选举结果，蒋介石得2430票，居正得269票。

副总统竞选，更让蒋介石糟心。李宗仁非要选，白崇禧和黄绍竑劝他选监察院长，劝不动，只好全力支持。

副总统之位，蒋介石属意孙科，亲自出面劝退李宗仁、程潜，却接连遭拒。桂系更是以缺席国大、推倒会议相要挟，彻底撕破脸皮，气得蒋介石痛斥对方无耻无度、败坏纲纪。

孙科

按照“行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副总统是个有名无权的职位，李宗仁为什么执意要当呢？

因为桂系是国民党内仅次于蒋系的第二大实力派。李宗仁很想在政治上与蒋一争高低。如当了副总统，能提升桂系对抗蒋系的资本，又是总统不能履职时的第一继位人，可奠定之后寻机迫使蒋介石让位的基础。

李宗仁旧照

孙科参选副总统，自己却不争气。龚德柏在《救国日报》上把他二夫人蓝妮走私颜料的事抖落得干干净净。蓝妮曾是著名的交际花，抗战时做了汉奸，聚敛了不少财物，孙科写信为她说情，称为“鄙眷”。新闻一出，社会舆论哗然，重挫孙科的声望。

蓝妮和孙科

粤系的张发奎、薛岳带人砸了报馆，反而帮了倒忙。李宗仁为了感谢龚德柏的支持，给他送去四根金条和现金，作为对报馆损失的赔偿。

最终在竞选中为李宗仁立下汗马功劳的，是桂系的黄绍竑。他不仅是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还曾主政浙江八年，三任省政府主席。

黄绍竑

在黄绍竑的活动下，77名浙江“国大代表”中竟有三分之二，也就是约50人投了李宗仁的票。这就很夸张了，因为浙江代表里还包括蒋介石、陈布雷、陈果夫兄弟等人。

最后的选举结果，李宗仁1438票，孙科1295票，只相差143票。而浙江的这50票，一进一出就是100票的差距。

“行宪国大”的主旋律成了“上层的分裂”，蒋系和桂系在分裂，“两广兄弟”之间在分裂，而最让蒋介石糟心的是，连他的基本盘浙江都分裂了。

蒋介石与李宗仁

行政院长的人选，又是一场闹剧。蒋介石属意张群续任行政院长，特意约谈陈立夫，要求CC系全力支持。素来唯命是从的陈立夫，诉苦部下心生不满、派系无出路，不愿服从。蒋介石愕然感慨，陈立夫变心之快，是自己生平最大教训。但他对尾大不掉的CC系却无可奈何。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立法委员谈话会，意在通过张群为行政院长候选人。不料在CC系的要求下，谈话会试行了党内摸底投票，460名立法委员中，有259人投票给何应钦，而张群只得到94票。彻底打脸蒋介石的人事布局。

张群也觉得丢面子，因此以省亲养病为由，请假回老家四川。而被CC系架上火线的何应钦，也怕引火烧身，当面向蒋介石推辞了行政院长提名。一出内讧戏令蒋介石颇为难堪，行政院长迟迟难产，让外界议论纷纷。

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大概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这些人的领袖，而是这些人手里的牌，他陷入了深深的统治危机。

内阁高位无人敢接，人事僵局难以破解，蒋介石无奈之下，深夜致电翁文灏，强行推举其出任行政院长。仓促提名、火速表决通过，这场人事更迭，尽显国府内部无人可用、人心涣散的窘境。11月3日，翁文灏内阁倒台，只干了5个月。

翁文灏

翁文灏下台后，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给蒋介石写信，说：目前的军、政、党都已腐败至极，需要彻底地翻修……你身为民国总统，最好出国一行。把你的权力交给别人，让他有充分权力帮你打扫房间。你出国后可以在反共阵营中多交朋友，这样你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封信发出之后，总统秘书长吴鼎昌问：张先生会有什么结果呢？

国府委员戟翼翘说：张君劢已准备好被捕，也准备好让民主社会党总部被查封！

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张群向蒋介石解释说，张君劢这封信不仅代表他个人意见，而且是根据各方面汇集的消息写的。蒋介石还是大度的，他并没有下令逮捕张君劢，也没有解散民主社会党。当然他也没有辞职、没有出国。

张君劢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年，司徒雷登冷眼观察这一出出小品剧，得出的结论为：这是蒋介石多年赖以立足之基础的内部反叛。

之后司徒雷登建议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第一步就是解散CC系。但国共两党正在东北进行决战，蒋介石根本没时间了。

1948年，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的民族威望，在凛冽的寒风中，被吹散成了南京街头梧桐树下的碎影。

文章来源：中华将星闪耀时；作者：朱晖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杀死了反对他北上称霸的重臣伍子胥后，开始毫无掣肘的面向北方，轻舞飞扬。

首先，公元前482年，夫差在完工了中国第一条大运河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水之后，又广征民工在宋、鲁之间开挖了第二条运河，东起泗水南岸的湖陵（今山东鱼台县北），西到与黄河汊道济水相连的菏泽，将泗水与济水连成了一片。因其运河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又名深沟。

由于泗、济两水相距并不远，所以这个工程很快就完工了。加上吴国之前修建的邗沟，夫差等于是将江、淮、河、济这“四渎”全给贯通了，这样一来，整个黄淮平原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交通水运网，在主观上，这是吴国北上称霸的必由之路，但在客观上，却成就了在这个交通网中心的陶邑的繁荣，陶邑即今山东定陶，本是曹国的都城，五年前（前487）曹国被宋国所灭，陶邑遂沦为一个普通城邑，然而随着菏水竣工，陶邑一下子如今日之深圳般一跃而成为了当时整个中国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与商业中心，可称得上是我国古代一大经济奇迹了。而菏水竣工仅十年后（公元前473年），范蠡便敏锐的发现了这座新兴都市的商机，遂“乘扁舟浮于江湖”至陶为朱公，凭借智谋与陶的特区位置，成为天下首富。

总之，运河完工后，吴国北上的水路就畅通无阻了，于是就在这公元前482年的春天，雄心勃勃的吴王夫差正式率大军沿邗沟、荷水北上，经过宋、鲁二国的地界，来到济水边上的黄池（位于河济平原的东侧，今河南封丘县南），参加在这里举行的诸侯盟会，觅机抢班夺权，与晋定公争夺天下武林盟主之位。更重要的是，吴国这些年来在淮水泗上一带大肆扩张，也侵夺了晋国诸卿的一些利益，吴王夫差迫切需要展示肌肉，让晋国等中原国家承认吴国的既得利益。当然，晋国是春秋老牌列强，在中原武林盟主这个位子上也坐了数百年了，实力非同小可，夫差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带了全国精兵北上，只留下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於姚等率不到一万吴军留守国都姑苏。

这个荒谬而不顾后果的军事行动马上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且不说越国在后方虎视眈眈，就是楚国也已经度过了权力交接的真空期，即位六年的楚惠王雄心勃勃，正打算灭掉吴国在淮北重要小弟陈国。况且，如今吴国刚刚度过饥荒，百姓疲敝，且适逢春播，此时用兵，若有拖延与意外，耽误了接下来的农业生产，那可就惨了。

可是谁都不敢在这个当口批评夫差的错误路线，伍子胥的死把大家的棱角全磨光了。

没人站出来，太子友也只好自己出马了，老子再凶，也不至于凶到杀儿子吧！

但为了保险起见，太子友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进谏方式，通过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暗指夫差这支螳螂要小心句践这支黄雀。

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新鲜，一百年前楚国名相孙叔敖早就跟楚庄王讲过了，当时楚庄王听了孙叔敖的劝谏，而没有在准备尚未充分的情况下攻打晋国。

可夫差不是楚庄王，他没有楚庄王那么虚心，更没有楚庄王的远见，他没有接受太子友的劝谏，而是一意孤行，非要冒险去尝尝当中原霸主的滋味。

贪心不足蛇吞象。吴国扩张太快，战线太长，是它迅速崛起而又迅速衰亡的根源，所谓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天下鲜矣。不管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无法经受这么频繁的战争与扩张。强似从前的晋文楚庄都不敢如此，更何况是基础还不甚稳固的吴国。国虽大，好战必亡。其实，所有强大的帝国在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都无法避免昙花一现的结局，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隋帝国、元帝国，莫不如是。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领导人，没有雄心壮志并不可怕，只怕对形势的误判。而夫差的历史教训，也警醒了无数后世统治者，比如西汉贾谊就曾借《鵩鸟赋》规劝汉武帝说：“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

当夫差率大军北上的消息传到越国，句践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立刻召集群臣商量灭吴大计。

句践说：“众位爱卿，如今吴国的精兵大都随夫差北上，只留太子友率少量兵力留守姑苏，国内空虚，此天赐良机，千万不可放过！”

文种说：“大王言之有理。只是趁虚偷袭终归不光彩，不如我们先在国人中搞个公投，一则可以同仇敌忾，二则可以体现我们讨伐吴国的正义性——只有国人跟我们一条心，我军方可战无不胜。”

句践转过头又问范蠡：“范大夫，你怎么看？”

范蠡道：“我基本同意文种大夫的意见，打是一定要打的，但什么时候动手还要慎重考虑。现在吴国大军刚刚离开吴国边境不远，如得知越国趁虚偷袭，随时可能掉转头来增援。咱们不如等夫差到了黄池再出兵。”

句践点头道：“范大夫言之有理，那咱们就暂缓出兵，先搞个公投再说！”

在春秋时代，国家体制刚刚形成，还保有大量的氏族残余，所以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实施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之前往往都要召集国人投票表决，不过管仲篇我们就说过了，这个国人指的只是贵族和城邦氏族子弟，乡村野夫与奴隶并不包括在内，这一点我们要和现代民主严格区分开来。

据《吴越春秋》的记载，越国这次“全民公投”进行的异常顺利，越国的国人显然把句践的仇恨当成了整个越国的仇恨，苦苦哀求句践一定要去攻打吴国，他们说：“当年夫差使我们的大王在国际中蒙受耻辱，长期被天下人耻笑。现在越国好不容易富强了起来，大王却勤俭节约爱民如子，真是让大家太感动了。请允许我们为大王报仇雪耻。”

句践心花怒放，却还装模作样的推辞：“不行，当年我遭受侮辱，都是寡人一个人的错。像我这样一个有不良记录的国君，怎敢劳累全国人民为我报仇呢？身为一个爱民如子的国君，寡人不能这么做。”

国人们又再次请求：“既然大王爱民如子，那么我们这些国人就都是大王的儿子。儿子为老爸报仇，天经地义，又有什么好质疑的呢？”

句践见戏演得差不多了，就开开心心接受了国人的请求。

公元前482年六月的一个清晨，越王句践起了个大早，来到了山阴城西北面的“飞翼楼”，今天他要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鼓舞士气，大举攻吴。

十年了，十年的“阴谋”终于可以转为“阳攻”，十年的韬光隐晦终于换来了晴空万里，句践心潮澎湃。

天气很好，艳阳高照，万里无云，晓风轻轻的吹着，抚过每个战士激动的脸庞。

越军此时的士气很强，越王句践将山阴城外鸡山和豕山上养的每一只鸡和猪，以及独妇山上每一个寡妇都送给战士们作了慰劳品，真是太够意思了。

而句践的心情也跟这天气一样好，他在想，夫差此时一定在黄池跟晋国争霸争的不可开交吧，他绝对不会想到，寡人现在就要在他背后狠狠的捅一刀，作为他即将荣任“中原霸主”的最好礼物。

句践的眼神缓缓划过城楼下密密麻麻漫山遍野的越军方阵，这都是他越国的子弟兵，也是他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全部本钱——习流（水军）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越王直属近卫甲士）一千人，共约五万精兵——大声地训话道：“现在，吴王夫差坐拥重甲步兵数万，还嫌自己的兵不够多，四处抓壮丁，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上天是不会庇佑他的。是，我们的军队人数比他们少，武器也不如他们先进，但正义在我们这边，天道在我们这边，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但是，我不希望你们逞匹夫之勇，而希望你们军纪严明，进则思赏，退则避刑，只要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战士们，用你们的鲜血，让敌人，心惊胆战吧！”

城楼下传来越军山呼海啸般的战歌声：

大王起义兵，壮士磨戈矛。你我同仇恨，仇恨似火烧。

吴人再强横，我军如波涛。扬起五湖水，翻江怒海潮！！

此时此刻，句践百感交集，吴国的三年囚徒生涯在他眼前一幕一幕划过，那些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命运，将由自己主宰。

这时候，范蠡捧着一盂虎血走了上来：“启禀大王，衅鼓的时辰到了。这，可是猛虎的鲜血。”所谓衅礼，就是将牲血涂在器物上以祭神，是一种原始时代的遗俗，在文化心理上与先民对鲜血的崇拜一脉相承。特别是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时代，血被视为灵中之灵，受到特殊的信仰。例如古代犹太人就认为“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圣经·利未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则认为，原始人可能是以最直观的方式，还可能是从死者死去时的情景推论出，种作为生命力的灵魂大概是从呼吸的鼻孔和流血的伤口中逃走的，灵魂甚至就是呼吸的气息或流通于身体中的血液。中国古代关于血的信仰主要表现为五类古俗，那就是朱砂葬、红漆器（陶寺遗址就有了）、血祭、盟誓和衅礼。今人贴红纸、挂红布之类习俗行为，或许也是远古时代鲜血崇拜的遗风。

图：朱砂葬

句践接过虎血，大笑：“好，以虎血衅鼓，更显勇壮。”

群臣与士兵们齐刷刷跪下。句践捧盂过顶，举了三举，祝告：

击鼓蓬蓬，外御强凶，赫赫威武，六军之雄。击鼓蓬蓬，且击且攻，声威烈烈，歼彼元戎。

朗诵完毕，句践将虎血洒在鼓上，振臂高呼：“击鼓，发兵！”

老虎终于收起假笑，亮出一对寒光四射的獠牙，朝主人扑去。

公元前482年六月十一日，越王句践对吴国发动了突然袭击，五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总理范蠡和外交部长曳庸率领，以舟师沿海岸上行至淮河（看来越军的航海能力不比吴军差），进至泗水-邗沟交汇处，以切断夫差由中原南返的水路；一路由越军先锋官畴无馀、讴阳率领，从吴国南境直逼吴都姑苏城郊外。

当然，吴国如今所有的军队也不过六七万（包括黄池的三万、姑苏一万多再加各地方部队最多再两万），越国再怎么生聚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能有五万大军。我认为越国有可能得到了楚国的资助，《韩非子》谈到此战时就说句践“索卒于荆”，《吴越春秋》也记载句践临死时说：“从穷越之地，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另外，《吴越春秋》与《国语》还记载了申包胥在此时作为楚国特使出使越国，一番言语，坚定了句践伐吴的信心。按常理，申包胥应不大可能空手而来，或许，正是他带来了大批楚国军援与部队，吴国被这南方两大宿敌一同给算计啦！所以留守姑苏的吴太子友闻报大惊，忙和部将王子地、王孙弥庸、寿於姚等人率军从胥门出城乘舟至泓水（今江苏苏州横山越来溪），观察敌情。

王孙弥庸一眼望见从前他父亲被姑蔑人俘杀后夺去的旗帜，怒火中烧：“吾父之旗也。不可见仇而弗杀！”原来，十几年前吴越争锋，王孙弥庸的父亲曾被姑蔑之族的首领畴无馀擒杀，王孙弥庸这些年心心念念想报仇，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姑苏留守军总指挥太子友却不同意：“敌众我寡，不可轻战。我们还是坚守城池，等父王率大军回来以后再报仇不迟。”

太子友这个决策是吴国守军目前最正确的选择，姑苏城乃伍子胥当年苦心营建，城坚池固，在缺乏有效攻城武器的春秋时代，吴国守军守上一年半载完全没有问题，再等到夫差从黄池回来，内外夹击，吴越双方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可惜王孙弥庸此时已被仇恨蒙住了双眼，不顾太子友的劝告，私自和好友王子地带了五千部曲贸然出击，于六月二十日和越军先锋队在姑熊夷（今苏州市西南横山附近）展开了激战。

在吴国的铁蹄下忍辱负重了十二年之久的越国，终于在这一天反噬了，两国压抑了多年的敌视与仇恨，集体爆发。

第一战，吴国人的仇恨占了上风，王孙弥庸大败越军，畴无馀、讴阳两个越军先锋官均遭擒获，吴军大喜，上下笼罩在一片可怕的轻敌气氛之中。

原来越国人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也许不用等父王回来我就可以轻松搞定他们了，太子友想。

太子友错了，先锋畴无馀的姑蔑部队并不能代表整个越军的实力，他们只不过是句践临时拉来壮声势的地方杂牌部队而已。

第二天，越王句践亲率的中军主力逆江（即吴淞江）来到姑苏城外，太子友不再坚持从前坚守待援的保守战法，只派王子地守城，而亲自率一万吴军出击。

结果，太子友遇到了真正可怕的对手，一仗下来，全军覆没，他和他的两个副将王孙弥庸、寿於姚也被越国人擒杀。

六月二十二日，越军在消灭了太子友主力部队后，继续前进，直逼姑苏城下，姑苏守将王子地这时候兵力才一千不到，不敢应战，一面当缩头乌龟，一面派人赶紧去向夫差告急。越王句践遂尽占姑苏外城，并将太湖上的吴水军大小船只，连同夫差给西施造的特大游艇，一齐缴获。从此，越国一跃成为天下水上势力最强之国，而丧失了太湖舰队的吴国则成为了待宰羔羊，被越国蚕食只是时间问题了。

紧接着，句践又对城外吴国历代先王的墓地进行了揭顶式盗掘，抢走大量神兵与宝器，并派人一把大火，将姑苏山上繁华无尽的姑苏台与馆娃宫全烧成灰烬，火势冲天，数月不息。

这冲天的大火，就是越王句践心中熊熊的复仇烈火，当年吴王夫差就是在这姑苏台上，对自己颐气指使、百般凌辱的；这个伤心地，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也许一把火烧了它，能稍稍平息一点他内心的痛苦。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两代吴王为了彰显自己霸业而兴建的，凝结了无数吴国百姓智慧、汗水与生命的，当世第一高台建筑——姑苏台，就在句践那扭曲变态的仇恨心理下付之一炬了。它那短暂的一生，见证了吴国的崛起，也见证了吴国的衰亡。写到这里，我似乎听到了它在烈火之中哭泣，如果它也有生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