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固原博物馆在固原县官厅乡征集到银铤一枚，此枚银铤曾被误定为清代文物，但其形制、铭文、重量和工艺，具有明显的金代银铤特征。本文主要探讨银铤的时代和可能的用途，供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银铤，铸造，两端弧首，当中束腰，表面微凹，背面呈蜂窝状，长14.2、宽2.3厘米。正面阴刻有铭文，并锤压戳记或花押，可辨铭文有:右上方为“南京相国寺前”，右下方为“西塔相对”，中间偏右上方为“肆拾玖两整”，中间偏左下方为“使司”，左上方为“行人某某”，左下方为“囗秤”，中间为“王大郎”等文字和印记，还有不同位置的一些花押符号。其中花押符号可能是女真文，也可能是银铤主人所特有的符号(见图)。

1991年困原博物馆征集到的金代银挺

长14.2.宽2.3厘米

自宋代以来，白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成为大额支付重要货币，南宋时控制北方的金代也无例外，因此，近代以来发现了大量宋金银铤。此枚银铤在形制上与北京(、陕西临潼2、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金代银铤近同。银铤正面右上方鏨刻“南京相国寺前”“西塔相对”，应为此枚银铤的铸造地，《中国银锭图录》提到的类似金代银锭，铸造银铺也多为南京。北宋南京在应天府(今商丘)，没有相国寺，金代南京在开封，正好有最著名的相国寺与历史地名相吻合。

此外，金代大银铤铤面多呈现一个特征，即铤面两低凹处，也就是银铤浇注最后两冷凝处，往往或隐或显呈现两处黑斑，此特点多见于金代大银铤(也有少量金代银铤无此特点)，而不大见于宋、元银铤，也不见于承安宝货系列银铤。黑斑的成因，应与金代制铤的冶炼工艺方法有关，银液中析出的黑色物质漂浮在银液上，最后凝固在铤面两处，成为今天辨识金代银铤的重要参考5。因此，从形制、铭文及铸造工艺分析，此枚银铤为金代无疑。

银铤正面加盖有“使司”戳记。金代收商业税的部门，即所谓征榷。银铤印上“使司”款后，就变成了官府税银，但它是属盐使司还是转运使司的税银呢?《金史·食货志·四》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以后金朝共设有七个盐使司即“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可知宁夏固原地区在当时属边远地区，未设盐使司官署机构。据此，这枚“使司”银铤应不属盐税银。

金代史籍中存留的社会资料极少，固原在金天会八年(1130)进人金朝版图，固原归金朝统治是一种平稳地过渡，以汉文化为主，没有产生改朝换代的大动荡，社会运作的基本方式没有变，只是天下姓金而己，至金亡，金朝统治固原地区(除海原部分地区)约百年。金代的固原是唐末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其在宗教、文化和经济等领城均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金熙宗时(1135~1149)，中原仍处于长期战乱，西线(今固原一带)无战事。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镇戎州、德顺州(今固原)，两州户数均为宋代户数的一倍多。尽管女真人大批南下后，社会经济制度逐渐封建化，但金朝在汉人地区，沿袭辽宋旧制，征收夏秋二税，称为正税。夏税每亩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斤，秸十五斤。此外，还有多种杂税，包括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钱、服役钱等多种名目。因此，本人认为此银铤可能是转运使司的税银。金朝官员用此银铤将固原地区的税赋运往中原地区支援军需。征集的这枚银铤之所以出现离铸造地如此远的地方，是因为银铤进人流通领域，普遍作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结果，也是九百多年前中国内地与边疆经济往来频繁紧密的实物见证。

总之，通过对这枚银铤的形制、铸造地、工艺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判定此枚银铤的时代为金代。通过对金时期宁夏固原地区的地理位置属性及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得出此银铤可能是转运使司的税银，作为经济相对稳定的固原地区税赋，可能会运往仍处战乱的中原地区支援军需。

[1]鲁琪:《北京出土金正隆二年银艇》，《文物》1980年第11期。

[2]赵康民等，《关于陕西临潼出土的金代税银的几个问题》，《文物》1975年第8期。

[3]李逸友:《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北宋银铤》，《考古》1965年第12期。

[4]文四立:《中国银锭图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

[5]金德平:《金代银铤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阮富春)

(责任校对:王龙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