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0年,大汉朝廷迎来了它的至暗时刻。
七万汉军,全军覆没。
主帅李广利,跪倒在匈奴人面前,举手投降。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当即下令,将李广利满门抄斩。
但没有人敢说出口的是:这一切,皇帝自己也难辞其咎。
这是汉武帝在位期间,与匈奴的最后一次决战。打之前,他就没赢过。
从公元前103年到公元前90年,13年,4场大仗,每一场都以汉军的失败告终。
可是所有人都记得,就在16年前,这个皇帝手里还握着卫青和霍去病。
那两个人一出手,匈奴便“漠南无王庭”,被打得连草原都不敢回头。
为什么同一个皇帝,同一个对手,却是天壤之别的结局?
答案,要从公元前119年那场漠北大战说起。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押上了大汉王朝几乎全部的身家。
卫青和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两路深入漠北,带着数十万步兵和14万匹战马,目标只有一个——彻底打垮匈奴主力。
这场仗打完了,战果是歼灭匈奴9万余人。匈奴单于本部打残,左贤王所部几乎全灭。
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这几个字,是汉朝最辉煌的胜利宣言,也是日后最沉重的战略包袱。
听起来矛盾?但逻辑其实很简单。
匈奴败了,跑了。跑去了哪里?漠北更深处。
以前汉军出击,往北走个千把里就能碰上主力。漠北之战以后,再想打匈奴,就得往北走三千里,走到粮草耗尽、人马俱疲的地方,才能见到敌人的影子。
卫青和霍去病的胜利,把战场从家门口推到了天边,后来的将领要继续打,付出的代价就成倍上涨。
更要命的是马。
漠北之战打完,回来的马匹不足3万匹。
要知道,马邑之围时,汉朝能一口气出动30万骑兵。而漠北一战,倾举国之力,战马只有14万匹,按每名骑兵至少两匹马的标准,都已经严重不足了。
打完这一仗,汉朝的骑兵资源近乎掏空。后来的战争里,步兵挤进骑兵的位置,走进大漠,去打那些等了十几年、以逸待劳的匈奴精骑。
卫青和霍去病死后,一切开始变样。
卫青在公元前106年病逝,霍去病更早,24岁就走了,是在公元前117年。两人去世时,汉朝没有任何一个将领,能独当一面出击匈奴。
汉武帝不是不知道。只是这件事,他到后来才真正明白过来——明白的代价,是四场败仗,和无数条人命。
公元前103年(汉太初二年)的秋天,一支两万骑兵的汉军,消失在了漠北。
主帅赵破奴,是霍去病带出来的人。
他跟着霍去病打过河西,受封浞野侯。700骑兵破楼兰,那是他独立领军最漂亮的一仗。汉武帝很看重他,这一次出塞,是要接应匈奴内部的投降者——左大都尉。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像一出乌龙剧。
匈奴的儿单于,年轻气盛,行事残暴,匈奴内部人心浮动。左大都尉见势不对,决定先下手,杀掉儿单于,举兵投降汉朝。
汉武帝一听,大喜过望。赶紧在塞外修了一座受降城,派赵破奴率两万骑兵出朔方,往北行进两千余里去接应。
赵破奴打了一辈子仗,走到浚稽山脚下,心里应该是有底的。
可是等来的,不是投降者,而是坏消息。
左大都尉举事不密,败露了。儿单于先下手,把他诛了。随即调兵遣将,以左贤王统率八万骑兵,南下追击赵破奴的两万汉军。
8比2,赵破奴打不过,但他没有崩溃。一边交战,一边往南撤,斩捕首虏千人,打得有来有回。再往南走四百里,就是受降城。
只要退回受降城,就安全了。匈奴不擅攻城,两万人坚守,不会有问题。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赵破奴做了一个没有人能想明白的决定。
他以主帅之身,率领小股亲兵,悄悄离开大营,去找水源。
可能是军中缺水,可能是太过自信,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但结果只有一个:
匈奴斥候发现了赵破奴,一拥而上,将他生擒。
没有主帅的两万汉军,乱了。
按汉朝的军法,主帅被俘,手下军吏哪怕突围回去,也要被诛杀。
这条军法,在这一刻,成了把所有人钉死的钉子。
突围,死;投降,也许还能活。
两万汉军,或死或降,全军覆没。
自漠北大战之后16年,汉匈之间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就这么结束了。
赵破奴在匈奴待了整整十年,后来找机会逃回来,朝廷没有惩处他。但他最后还是没能善终——卷入巫蛊之祸,灭族。
一个曾经七百骑破楼兰的名将,落了这么个结局。
赵破奴的惨败,震动朝野。
但汉武帝没有立刻发兵报仇。原因是李广利还在打大宛,那场仗已经陷入僵局,皇帝不愿意在这个当口分心。
就在这几年里,匈奴换了单于,新单于上台之后,姿态压得很低,写信称汉武帝为长辈,还送回了以前扣押的汉使。
汉武帝心满意足,派苏武出使匈奴,带着礼物和善意去还礼。
结果苏武刚到匈奴,就赶上了一场内乱,被牵连其中,就此扣押,一扣就是19年。
汉武帝大怒,发兵。
挂帅出征的,是刚从大宛班师的李广利。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攻击匈奴右贤王。
这一仗,开头还算顺利,杀敌万余,李广利打算带兵回朝。
然而就在回程路上,匈奴大军追来了,把他围得死死的。
几番苦战,汉军阵亡高达六七成,大约损失了两万人,李广利带着残部,狼狈突围。
同一年,一个更让人扼腕的故事,在漠北另一处上演。
汉武帝那年还召见了一个年轻人——李陵。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善骑射,有韬略,汉武帝一直说他有李广的风骨,把他带在身边,几年后放到边境练兵。他带出了五千荆楚勇士,常年驻扎酒泉、张掖。
皇帝召见他,本来是让他给李广利押运粮草。
李陵不干。
他跪下叩头,请求独立领军出击。说自己的五千步兵,个个是剑客勇士,足以深入单于庭。
汉武帝为难:战马都给了李广利,没有多余的马给李陵配骑兵。
李陵说:不要马,步兵足够。
皇帝答应了。
李陵带着五千步兵,北出居延,走了三十天,抵达浚稽山。
然后,他遇上了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
单于根本没把这区区五千人放在眼里,直接扑上来。
结果,汉军用大车结阵、强弩密射,一次又一次打退冲锋,第一轮交火就杀了几千匈奴人。
单于大惊,急调左右贤王增援,汇聚八万骑兵,以十六倍的兵力围攻这五千步卒。
李陵的五千人,越打越少,越战越退,但始终没有崩溃。他们用完了几十万支箭矢,总共杀掉近两万匈奴人。
单于好几次动了撤退的念头,觉得这帮汉军有问题,可能是诱敌深入。
就在他准备下令退兵的时候,出事了。
李陵手下一个军候,因为被上司骂了,一怒之下跑去投降了匈奴,把汉军的虚实全盘托出——五千人,没有后备,弹药快用尽了。
单于如梦初醒,不再犹豫,猛攻。
李陵弹尽粮绝,突围无望。最终投降。
五千步兵,最后只有四百多人突围成功,其余的全都倒在了漠北的风沙里。
消息传回长安,朝廷震动。
太史公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汉武帝打进大牢,施以宫刑。
这件事,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一篇《报任安书》,字字血泪,流传至今。
而李陵,从此留在了匈奴,再没回来。
这一年,两路出击的汉军,总计损失超过两万人。李广利杀敌万余,自损两万;李陵杀敌近两万,五千步兵几乎全灭。
如果纸面上算账,汉军的斩获数字并不难看。但战略目标一个没达成,汉军损失的人数超过了匈奴,主帅几乎全部灰头土脸。
匈奴,赢了。
公元前97年(天汉四年),汉武帝吸取了教训。
他用了两年时间,凑足了二十一万大军。
这是什么概念?漠北大战,卫青和霍去病加在一起,也就带了十万骑兵。这一次出击,规模超过了汉朝对匈奴几乎所有战役,除了漠北之战。
分兵四路。
主力由李广利统领,六万骑兵、七万步兵,出朔方北上。路博德领万余人随后跟进。韩说率三万步兵出五原,公孙敖领四万人出雁门。
匈奴单于不敢大意,提前把妇孺和资产全部北迁到余吾水(今蒙古土拉河)以北,自己率十万精兵在余吾水南岸列阵,等着汉军。
李广利和单于主力打了整整十多天,难分高下,最终各自撤退。
公孙敖遇上左贤王,战局不利,匆匆撤了。
韩说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没见到,空手回来了。
路博德,史书甚至懒得提他在这场仗里做了什么。
二十一万人,打了个不胜不败。
换个角度看,这场仗固然没有什么光彩,但至少主力没有被歼灭。可是从当时的眼光看,这就是一场空转的大机器——消耗了汉朝大量的国力、人力和补给,却没有换来任何战略成果。
此战过后,双方都无力再战,汉匈之间,进入了长达七年的休战期。
汉武帝没有放弃,而是颁令鼓励民间大量饲养战马,想等国力缓过来,再找机会。
但在这七年里,帝国内部,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七年休战,没把局面变好,反而把汉朝内部搅得天翻地覆。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汉朝爆发了巫蛊之祸。
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相继被逼自尽。长安城里,血流成河,朝廷上下风声鹤唳。
太子死了,皇位继承的问题,就成了满朝文武心里最危险的那根弦。
丞相刘屈氂,和准备出征的大将军李广利,在李广利出发前,悄悄达成了一个约定:想办法把李广利的外甥、昌邑王刘髆,推上太子之位。
这个约定,注定是个要命的祸根。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三月,李广利率七万精兵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率三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三路北征。
匈奴单于知道汉军来了,把所有辎重和牧民北迁,拉开架势,坚壁清野,等着汉军的疲惫。
头几仗打得出乎意料地顺。
商丘成遇到了李陵带领的匈奴军队,转战七日,最终击退,顺利回师。
马通碰上右贤王,对方一看汉军兵强马壮,直接跑了,马通顺道打下了西域的车师国,算是意外之喜。
李广利那一路,更是顺风顺水。他只派出属国两千骑兵,就把匈奴右大都尉打得落花流水,乘胜追击到郅居水北,又渡水击败左贤王,斩杀左大将。
这是13年来汉军最好看的仗。
如果就此收兵,汉武帝晚年,好歹能有一场像样的胜仗。
然而,就在这个时刻,长安来了消息。
刘屈氂和李广利谋立太子的密谋,败露了。
刘屈氂当即被腰斩。
李广利的妻儿家眷,全部收押入狱。
这道消息传到前线,李广利如遭五雷轰顶,瞬间乱了阵脚。
此刻他有两条路:撤兵回朝,但家人已经进了大牢,回去就是死路一条;或者再打一场大到让皇帝无法拒绝的胜仗,以军功换家人一条活路。
李广利选了第二条。
他率军继续深入,找到了匈奴左贤王的主力,再次大败之,斩杀左大将。
战果有了,但李广利还不满足。他觉得这还不够,还要再打,还要更大的功劳。
此时他的部下,已经开始察觉出不对劲。
主帅急功近利,深陷漠北千里,人困马乏,这样继续打,不是以命赌功,是送死。
有人谋划,想扣押李广利,强迫他撤军。
还没等动手,被李广利发现了。他把几个带头的全部斩首。但他也清楚,军心已经散了。
于是,他开始向南撤退。往南走了一千多里,到了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附近扎营。
匈奴单于盯着这支汉军,早就看出端倪了。
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走的时候,踉踉跄跄,往返一千多里,兵力已经耗尽大半。
单于亲率五万骑兵,直奔燕然山。
入夜,双方暂停交战。匈奴人趁着夜色,绕到汉军营地前方,连夜挖了一条深达数尺的壕沟,随即从后方突然发起猛攻。
汉军往前撤,一脚踏进壕沟,人马俱坠,乱成一片。
李广利本就心乱如麻,面对这场突变,根本无力指挥。
七万大军,就在燕然山下,全军覆没。
走投无路的李广利,选择了投降。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下令将李广利满门诛杀。
而李广利在匈奴那边,因为自己的“价值”,单于把女儿嫁给了他,极尽尊崇。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他遭人嫉恨,被杀死在草原上。
这是汉武帝一生中最后一次对匈奴用兵,也是最惨的一次。
燕然山之败后,汉武帝下了一道《轮台罪己诏》,停止对外征伐,转而休养生息。
那是一个帝王,用四场惨败,换来的迟到的反思。
有人说,汉武帝晚年老了,昏了,所以败了。
这个说法,太简单了。
真正的原因,要从三个层面拆开来说。
原因一:将领的代差,无法弥补。
汉武帝早期,在卫青和霍去病出现之前,那帮将领的战绩,其实也不比晚期好看。
李广,守城时表现出色,但一旦主动出击,就两度全军覆没。
公孙敖,独立领军,一次损失七千骑兵,一次直接迷路找不到匈奴,颗粒无收。
公孙贺,唯一一次领军出征,连匈奴的影子都没见到,就回来了。
汉武帝早期的胜仗,全部由卫青和霍去病包办。其他人,跟着他们能赢,一旦单独出击,从来没赢过。
卫青共七征匈奴,全胜,斩俘五万余人。霍去病六次出击,战无不克,斩俘十一万余人,24岁就封狼居胥。
这两个人,是异数,不是常态。
他们死后,汉武帝手里的将领,和他手里原来那批其实差不了多少,只是历史把早期的平庸淹没在了卫青霍去病的光芒里,让我们以为那个年代人才辈出。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汉武帝用四场败仗验证的血的教训。
原因二:战线的拉伸,超过了极限。
卫青打仗,最远的一次,是漠北之战,出塞两千余里。其他时候,主战场都在千里以内,比如河套地区,就在长安北面,匈奴南下两三天就能威胁长安。
那时候的汉军,打的是近仗,后勤压力相对可控。
漠北之战打完,匈奴跑了。再想找他们打,两千里是起步,三千里是家常便饭。
赵破奴去接应投降者,出朔方走了两千多里。李广利最后全军覆没那一战,光是撤退就走了一千多里,已经累得跌进了壕沟。
行军距离的下限,等于了以前的上限。
这意味着,哪怕士兵的战斗力和以前一样,到了战场时已经折损大半气力;而匈奴早就在那里等着,以逸待劳。
就连霍去病本人,也从没走过三千里这么长的路再投入大决战。那些远不如他的将领,凭什么指望赢?
原因三:马匹的匮乏,动了根基。
对匈奴作战,骑兵是根本。
没有骑兵,步兵推进到草原,追不上、跑不了,就是活靶子。
汉武帝初年,国力充沛,家家养马,马邑之围时能出动三十万骑兵。
但漠北之战打完,14万匹战马出征,回来的不足三万。
此后,汉朝的马始终补不回来。
李陵出击的时候,只有五千人,汉武帝连这支小队的战马都拿不出来——那就是步兵,白刃战。
后来几次大战,汉军步兵的数量始终超过骑兵。步骑混合的部队,去打以机动性见长的匈奴精骑,打成了就是偶然,打败了才是常态。
李广利几次先胜后败,都是追不上、跑不了,被匈奴在撤退途中反将一军。
燕然山之败后,汉武帝下了那道《轮台罪己诏》。
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这是一个帝王难得的自省。但来得太晚了。
公元前103年到公元前90年,13年,4场仗,赵破奴被俘、李广利损兵两万、二十一万人不胜不败、七万精锐全军覆没。
同一个皇帝,前期和后期的战绩,反差之大,让人窒息。
但若回头去看,这种反差,并不神秘。
卫青霍去病在世时,汉武帝拥有的,不只是两名将领,而是两个能把战争化腐朽为神奇的人。没有他们,皇帝手里的将领,从来都不够用。只不过,早期的平庸,被卫青霍去病的光芒掩盖了;晚期的平庸,无处可藏。
再加上战线拉长到极限,马匹耗尽难补,汉武帝晚年的对匈作战,从一开始就是逆水行舟。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
辉煌的顶点,埋着下坡的种子。
漠北大战,是汉朝对匈奴的最大胜利,也是此后所有败仗的起点。
而汉武帝,这个在位54年、打了一辈子仗的皇帝,终于在垂暮之年,学会了两个字:
停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