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1]1947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率中央纵队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其间，新华社一分为二：一是社长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大多数人员转移到太行地区；二是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新华社工作队“四大队”（中央纵队第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承担新闻通信联络职责。通过新华社太行总社和“四大队”，毛泽东及时掌握国内国际重要信息，并对新华社宣传报道进行具体指导和参与，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全国革命斗争和土地改革。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新华社充分发挥耳目喉舌的重要作用，为推进革命的胜利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撰写修改稿件

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关心新华社的工作，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转战陕北期间，他亲自撰写、修改了大量新闻稿件。当时新华社的许多重要社论、评论，多是由陆定一和胡乔木撰写，经周恩来、任弼时审阅，最后由毛泽东审改后发出的。这些稿件都经由“四大队”发给新华社太行总社，再播向全国、全世界。

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了多篇重要报道，其中不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撰写的《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目前局势的评论》，提出了“两条战线”的著名论断。这篇评论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改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0月10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以宣言形式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毛泽东向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系统阐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纲领，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报告。1948年3月7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解放军的胜利进行总结和推广。这些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在蒋介石阵营中引起了不安和恐慌。

转战期间，由“四大队”经手、新华社太行总社播发的毛泽东修改稿多达几十篇。他的修改不是简单的文字润色，而是注入了深刻的战略判断和凌厉的政治攻势。例如，在1947年4月11日播发的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为四一二惨案二十周年纪念作》中，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的话中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在4月18日播发的新华社社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135旅被歼》中，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精准判断“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大大鼓舞了解放军士气。

毛泽东修改的稿件内容广泛，涵盖多个领域。有的是对文化事业重要作用的卓越见解，如194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加写的内容深刻阐述了革命文化事业与革命战争、革命建设的紧密联系。有的是对美舆论斗争，如同年10月14日，新华社先后播发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修改的评论《战争贩子布立特关于中国的狂妄报告》《屠夫、奴才与白痴》，毛泽东的修改让报道更加有力地揭露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和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径，坚定了人民反抗外敌、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

这样的报道还有很多，如《全力准备大反攻——纪念五一节》《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哀号无济于事》《孙科原形毕露》《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关于“一二九”和“一二一”》等。

这些报道凝聚了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深刻洞察与对舆论导向的精准把握，传递出强有力的政治信号，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历史转折关头起到了鼓舞军民斗志、揭露和打击敌人的作用，为战争胜利奠定了舆论基础。作为连接党中央和新华社太行总社的关键纽带，“四大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及时将报道传回总社，进而传播到全国各地，有效凝聚了力量。

二、指导报道业务

毛泽东通过“四大队”对新华社作出过许多具体指示，及时引导全国宣传风向，确保党的政策被正确理解和执行。据胡乔木回忆，当时毛泽东“在很多稿子上都注明在什么时候发表，用什么方式播出，抓得非常紧”。[2]

为了更好地达到舆论宣传效果，毛泽东一直强调宣传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早在1946年9月27日写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信中，就具体谈到宣传文章写法宜改变，应配合时局变化强调我军必胜、蒋军必败，他提出：“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3]转战陕北期间，他亲自撰写、修改的多篇报道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也为新华社树立了反应及时、导向鲜明的宣传范例。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电报，并转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电报指示：“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4]这些要求指导新华社在报道中注意策略性和灵活性，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方法以达到最佳宣传效果，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转战陕北期间，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影响下，根据时局变化撰写评论成为当时一件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除了亲自动手写，中央领导同志还指示总社抽调更多同志加强综合报道和评论撰写工作，要求下决心长期培养这方面的干部。1947年9月15日，“四大队”致电总社转达中央意见：“是否可以从总社及太行抽出四、五个同志，如梅益、冷西、张映吾、扬文等脱离行政与编辑工作，专门写综合报道及评论。”“望能决心长期培养十个到二十个政论人员，先从四、五个做起，以后慢慢增加。”[5]对总社编辑部撰写的评论，中央领导同志也及时提出意见，肯定进步，指出不足。这有力促进了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评论业务的发展。

在宣传工作中，准确把握方向至关重要。1948年上半年，战局发展比较平稳，毛泽东把相当多的精力用于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当时各解放区的媒体，包括新华社的一些报道中出现“左”的偏向，毛泽东及时发现并要求纠正，为新华社报道指明了正确方向，并对新华社工作提出严格规范。

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2月13日，“四大队”致电总社转达中央指示：“凡是文件性质的东西，口语广播时，务须严格依照文件本身诵读，不要删节增添改动。这是原则。”[6]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四大队”发电报给总社，指出：“关于政策宣传问题，中央已有2月11日电，总社在宣传中必须把握该电精神，慎重处理。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宁可不发，并将发现的问题，立即反映给我们。”[7]

同年3月9日，毛泽东转批通讯《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将其作为土改中纠“左”搞得好的典型经验推广，并致函胡乔木：“请乔木将此件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8]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华社工作的指导是多么具体和细致。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有关新华社工作以及如何写文章等问题写给胡乔木的信件，就有20多封，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转战陕北时期写的。

三、锤炼队伍作风

陕北转战一年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四大队”人员言传身教，其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新华社太行总社和“四大队”人员深受教育。

“四大队”每天将厚厚一大叠抄译的中外电讯稿送中央领导人审阅，从退回的稿件中，可以看到上面都有用毛笔、铅笔画的圈、点、线等各种符号，有的还有批注。中央送来的社论、评论，篇篇都是用钢笔抄写，字迹清楚，标点分明，一笔不苟。来送稿的同志总是仔细叮嘱：在传往太行总社以及总社播发时，对译发抄编各个环节都要注意把关，包括标点符号，不要出错。

范长江曾于1947年9月在写给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及社委会的一封信中，报告“四大队”在陕北转战中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体会，称这是“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其中，关于工作作风方面，范长江写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9]

1947年7月，“四大队”在靖边县牛家沟时，由于工作上粗心，把一篇中央社电讯稿的电头错为合众社电头，范长江受到毛泽东批评。据“四大队”电务科杜牧平回忆，毛泽东当面批评：“长江同志，你为什么要造谣呢？”在指出错误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党中央把国民党的报道当作美国的报道来批评，岂不让人家笑话吗？”他还做了自我批评：“我也有责任。你们发生这类错误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我发现后未及时提醒你们，犯了自由主义，才造成今天又发生同样错误。”[10]

这次严厉而深刻的批评，对“四大队”震动很大，大家从自己查起，不仅检查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和与产生这类错误有关的问题，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解决措施。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由“四大队”译发太行总社广播。由于技术原因和工作粗心，文字广播出现多处错误，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四大队”致电总社转达中央指示：“毛主席报告译错及改错之经验，须召集全体编辑、收报、译电及校对同志开会，向他们公布”“抓紧一件事做一次普遍的教育”。“总社应将此次检查情形及开会情形通报各地，并对各总分社也分别抓住某一重要稿件作一次仔细的检查。”[11]12月，总社开展以“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风工作，历时两个多月，着力提升队伍素质。

在严格的业务要求之外，毛泽东对保障“四大队”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充满关切。转战途中，当他得知“四大队”收讯台的同志行军时还要背负沉重机器，运输很困难后，在自身条件也很艰苦的情况下，将自己骑用的骡子送给了“四大队”。当范长江惊讶地打电话向司令部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是毛泽东亲自叫他们把骡子送来的，并叫“四大队”一定收下。“四大队”同志们深受感动，一致要求把骡子送还毛主席。毛泽东的关怀化作了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使命的精神动力。这种严管与厚爱的结合，塑造了“四大队”一丝不苟、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

转战陕北的一年，是新华社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页。这段传奇的新闻征程，生动诠释了在战争年代新闻工作是如何与党的全局工作紧密相连，如何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与新华社的故事，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新闻工作的高度重视、深度参与和悉心引领，其所蕴含的坚持党性原则、把握宣传规律、严谨准确、勇于斗争等精神财富，穿越时空，为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着宝贵经验与精神滋养。

（作者单位：新华社研究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