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为人心狠手辣，深谙权谋之术，善于利用各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仅要对付以岳飞、韩世忠为代表的抗战派，即便对于同样主张议和、立场相近的投降派张俊，也并非真正信任，甚至打算将其一并清除。在他谋划打压三大将的过程中，手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借助部属之口制造罪名，通过诬告牵连主帅；其二，所编造的罪名往往集中在谋反二字之上，因为在赵宋王朝的政治环境中，武将谋反是最触犯皇权禁忌的罪名；其三，充分利用三大将之间原有的矛盾，先让张俊与岳飞联手陷害韩世忠，再转过头利用张俊打击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宋廷下令让张俊与岳飞一同出使淮东。为了调整两人的权力关系，岳飞的头衔中特意增加了一个同字，称为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实际上只是担任副职。《金佗续编》卷4《带枢密本职前去按阅御前军马措置战守诏》中记载，宋高宗的诏书表面上冠冕堂皇，言辞充满正气：当令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从字面来看，似乎是为了整顿军务、加强边防，实际上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政治目的。

事实上，岳飞和张俊前往韩世忠驻军之地，并不是单纯为了巡视军队，而是肩负着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搜集和编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削弱并拆散韩世忠手中的军队，将原本驻扎在淮东楚州的大本营撤往长江以南的镇江府。这样做既能够向金朝表达宋廷求和的诚意，也符合金方此前提出、并在之后和议中正式确认的要求，即宋军不得在大江以北长期驻扎重兵。

按照宋高宗与秦桧的安排，岳飞和张俊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几乎掌握了前线军务处理权。这也使得留在临安的韩世忠逐渐陷入一种尴尬境地——虽然名义上仍有地位，实际上却被架空，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将领。《宝真斋法书赞》卷2《高宗皇帝亲随手札御书》中记载，按照秦桧事先的谋划，由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声称耿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这场精心设计的陷害，目的正是想借一个部属的谋反案，最终牵连到韩世忠本人。

秦桧曾向岳飞透露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同时又假装关心岳飞，提醒他且备反侧。然而岳飞性情耿直，并没有按照秦桧的心意行事，而是直接回答：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他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为了迎合权臣而捃摭同列之私，不会主动搜罗同僚的过失陷害他人。

岳飞抵达楚州之后，得知了诬告韩世忠的具体经过，立即写信将事情真相告知韩世忠。韩世忠得知后，亲自觐见宋高宗，痛哭陈情，极力为自己和部下申辩。最终，耿著虽然没有被处死，但被刺配流放，案件也就此不了了之。《会编》卷219《林泉野记》中记载：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这说明张俊在整个计划中，也曾成为秦桧削弱武将势力的重要帮手。

张俊与韩世忠之间原本还是双重儿女亲家的关系，但在政治利益面前，这层亲情并没有阻止他出手陷害韩世忠。他担任枢密使之后，甚至即首纳所统兵，试图以交出自己掌握的一支军队为交换，进一步获得统辖全国军队的机会。虽然他的才能并不算突出，但其政治野心却并不小。然而，无论张俊如何算计，最终也不过是宋高宗和秦桧手中的工具，如同斧头的木柄一般，被握在掌中，用来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政治清洗。 当岳飞被杀之后，秦桧很快又开始对张俊下手，唆使党羽江邈上奏弹劾张俊，指责他有图谋皇位的野心。宋高宗虽然出面表示张俊无谋反之事，替他暂时解围，但随后却顺势将张俊罢职，使其赋闲在家。曾经帮助秦桧打击其他将领的人，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抛弃的命运。 因此，秦桧针对三大将的谋划，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设想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保护确实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而宋高宗本人也并不愿意将两位曾在苗刘之变中立下救驾之功的将领全部杀掉。《朱子语类》卷131中对此评价道：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这句话指出了岳飞、韩世忠最终命运不同背后的政治原因。 从现存的历史记载来看，秦桧对于岳飞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与宋高宗共同构成了导致岳飞悲剧的主要责任方。因此，若想让秦桧在历史评价中重新站起来，仅从已有史料记载和历史论述来看，并没有足够依据支撑这样的观点。秦桧的政治作为以及他在岳飞之死中的责任，早已成为历史审判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