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初期，朝廷在官制设计上基本沿袭了唐代的传统，同时又根据自身统治需要进行了调整。为了延续唐代多宰相共同辅政的模式，北宋设置了多个宰相职位；但为了进一步削弱宰相权力，避免出现相权过重威胁皇权的局面，朝廷又增加了数名副宰相，甚至设置了大量带有宰相头衔的使相。 这样一来，北宋前期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宰相人数众多，职位名称繁杂，反而使宰相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相比唐代宰相能够统筹朝政的局面，北宋前期的宰相权力已经被明显分散。由于当时宰相名目繁多，各种官职之间又存在区别，要真正了解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就需要从其官制演变入手。 宋代中央官僚机构的设置，以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的官制改革为重要分界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建立宋朝，到宋神宗元丰五年的一百二十多年间，被称为北宋前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使职差遣为主要行政模式，官员的实际权力往往来自皇帝授予的差遣，而不是单纯依靠原本的官职。 而从元丰改制之后，直到南宋灭亡前的一百九十多年间，中央官制逐渐恢复并完善了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体系。元丰改革前后，北宋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追溯其源头，唐初为了方便宰相集中讨论国家军政大事，专门在门下省设置了政事堂。到了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中宗即位后，政事堂迁移到了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政事堂进一步改称为中书门下，并在其下设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别处理不同领域的政务。

北宋初年，承袭了唐代中期以及五代时期的制度，在皇宫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宰相集中处理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 由于中书门下的匾额上只写中书二字，因此民间和朝廷中通常也简称其为中书。但在颁布诏令、加盖印章时，仍使用中书门下的正式名称，因此它也被称为政事堂或都堂。 中书门下的最高长官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便是北宋前期正式意义上的宰相。 关于这一职位的职责，《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意思是宰相辅佐皇帝，统领百官，处理国家政务，理论上所有事务都应该由其统筹。 而《两朝国史志》中则记载：同平章事，是为宰相之职，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这一描述更加符合北宋前期的实际情况。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北宋前期的宰相并不像字面描述那样拥有一手掌握天下事务的权力。当时军权掌握在枢密使手中，财政事务则归三司使管理，宰相主要负责的是行政事务。因此，《宋史·职官志》的说法更多是从整个宋代宰相制度整体来看，而对于北宋前期而言，《两朝国史志》的描述更加准确。

北宋前期的宰相人数并没有固定限制，通常由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以上，甚至三师等高级官员担任。 一般情况下，朝廷会设置两名宰相，二人轮流处理政务、掌管宰相印信。但根据实际需要，有时也会设置一名或三名宰相。 宋朝刚建立时，便曾出现三相并立的局面，当时的宰相分别是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三人共同辅政，但后来三相制度结束，赵普成为唯一宰相，并且独掌相权接近十年。 除了正式宰相官职之外，北宋宰相通常还会兼任馆阁职务，以体现其身份和地位。 如果朝廷设置两名宰相，那么排名靠前的上相会兼任昭文馆大学士，并负责监修国史；排名第二的宰相则兼任集贤殿大学士。 如果设置三名宰相，则三人的身份会进一步区分：

第一位宰相兼任昭文馆大学士，被称为昭文相；第二位宰相兼任修国史，被称为史馆相；第三位宰相兼任集贤殿大学士，被称为集贤相。 例如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文彦博、刘沆、富弼三人同时担任宰相。其中，文彦博担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任昭文馆大学士；刘沆担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任修国史；富弼担任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任集贤殿大学士。 为了进一步限制宰相权力，宋朝又设置了参知政事这一职位，作为副宰相存在。 参知政事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起进入政事堂，共同讨论和处理国家重大事务。它的设置，本质上是通过增加决策者数量，将宰相权力进一步分散，从制度上防止相权过于集中。 北宋前期，参知政事同样没有固定人数，通常由中书舍人以上、六部尚书等高级官员担任，一般设置两人。但根据政治需要，有时也会设置一人、三人，甚至四人。 中书门下内部还设有五个直属机构，分别是孔目房、吏房、户部、兵礼房、刑房。这些机构负责处理具体政务，每房设置堂后官三人。

中书门下各房办公地点统称为制敕院。其中负责具体事务的堂后官，俗称堂吏，属于朝廷中的高级事务官员。 最初，堂后官主要从京城各部门中的吏员中选拔。但到了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由于部分堂后官利用职权干预中书事务，甚至出现贪腐问题，宋太祖决定改变制度，改用士人担任这一职位。 宋太宗以后，堂后官又改由选人或京朝官担任，使其身份进一步提升，也加强了朝廷对这一机构的控制。 除了正式宰相之外，北宋前期还有一种特殊身份——使相。 唐朝后期，曾经出现宰相兼任节度使的情况；到了五代时期，许多节度使会加上宰相头衔，但实际上并不参与中央政务。 宋初继承了这一传统，凡是亲王、枢密使、地方留守、节度使等，如果兼任三省长官中的侍中、中书令、尚书令，或者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被称为使相。

不过，使相虽然名义上拥有宰相称号，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宰相。他们不参与政务讨论，也不负责签署诏令，只是在任命将相等重要诏书的末尾保留自己的官衔。 换句话说，使相更多是一种授予皇亲贵族和高级官员的荣誉性头衔，而不是实际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职位。 例如宋初时期，晋王赵光义曾以亲王身份加授中书令，成为使相；秦王赵光美则以亲王身份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样属于使相。 这种制度安排，既体现了宋朝对高级人物的优待，也反映出宋朝统治者对于权力制衡的高度重视。通过设置多个宰相、副宰相以及名义上的使相，宋朝成功避免了唐末五代时期相权过强、藩镇割据的局面，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对中央政务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