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记载：孝公元年，卫鞅闻令（《求贤令》）西入秦，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居三年，拜鞅为左庶长。 几年之后，《垦草令》的效果逐渐显现，商鞅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秦孝公信任。公元前356年，他被任命为左庶长，正式开始主持秦国法令制定和改革事务。 此时的左庶长，并不是一个普通官职。在当时的秦国，除了嬴姓王族之外，非宗室大臣能够达到的政治高度非常有限，而左庶长已经是外臣能够掌握的重要权力位置。 之后，商鞅继续受到重用。公元前352年，他升任秦国最高爵位之一的大良造。当时秦国尚未设置后来的相邦、丞相职位，因此大良造实际上承担着极高的政治和军事职责，可以看作秦国早期掌握全国军政权力的重要职位。

就在这一时期，秦孝公抓住魏国与赵国交战、国内防备空虚的机会，命令商鞅率军攻打魏国。商鞅取得胜利后，又在公元前350年推动第二轮变法，使秦国的制度进一步完善。 到了公元前340年，商鞅再次率军攻魏立功，被秦国封赏商、於十五座城邑，并正式获得商君的称号。 相比之下，张仪进入秦国的时间要晚得多，大约在公元前332年前后。当时，他在苏秦的安排和推动下进入秦国，并凭借出色的辩才和高超的外交能力，很快得到秦惠文王赏识。 张仪拜见秦惠文王后，因为极其擅长分析天下局势，又精通游说之术，当年便被任命为客礼之卿。

《史记》中记载：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魏因入上郡、少梁，惠王乃以张仪为相。 需要注意的是，张仪虽然升迁速度远远超过商鞅，但他的权力性质和商鞅完全不同。 成为客卿之后，张仪主要拥有的是参与政务讨论的权力，而不是直接掌控国家机器。他并没有掌握秦国军队，也没有真正控制秦国的行政体系。即便后来成为相邦，他的主要职责依旧集中在外交领域，更像是一位负责秦国对外关系的最高外交家。 公元前328年，张仪凭借自己的游说能力，说服魏惠王主动割让上郡、少梁等地区以及附近十五座城邑给秦国。凭借这一巨大功劳，张仪被任命为秦国相邦。

几年之后，张仪又支持秦惠文王正式称王。此后，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外交活动之中，不断游说韩国、魏国等关东诸侯亲近秦国，为秦国未来统一天下创造条件。 秦惠文王时期，张仪凭借外交功劳获得秦王赏赐五座城邑，并被封为武信君。 然而，如果真正比较两人在秦国的实际地位，就会发现，张仪和商鞅虽然都有相邦、封君等光鲜身份，但背后的权力完全不同。 张仪进入秦国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奔波于各国之间。他虽然拥有相邦之名，但实际上更接近一位高级外交官，负责处理秦国与六国之间的关系。他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国际舞台，而不是秦国内部的政治控制。 反观商鞅，在成为大良造之前，仅仅担任左庶长时，就已经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按照秦国后来的军功爵制度，客卿的爵位等级远远低于左庶长，两者之间的地位差距非常明显。 甚至可以说，商鞅担任左庶长时期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就已经超过了张仪成为相邦之后的权力。 因为商鞅成为大良造以后，几乎已经掌控了秦国军政改革的大方向。他不仅制定法律，还改变秦国土地制度、军事制度和社会结构，是除秦孝公之外，对秦国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两人的封赏情况，也能够体现他们在秦国地位上的差距。

商鞅因为军事功劳获得十五座城邑，而张仪获得五座城邑。若单纯以封赏数量衡量，两人的差距已经十分明显。 更重要的是，封赏背后代表的是秦王对臣子的信任程度和实际影响力。张仪虽然名声响彻天下，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纵横家之一，但他的作用主要是帮助秦国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优势。 而商鞅则不同，他改变的是秦国自身。他让一个曾经弱小、被山东六国轻视的国家，逐渐建立起强大的制度基础，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 所以，张仪和商鞅虽然在职位和爵位上看似接近，但真正比较权力、地位和历史贡献，两人并不能简单放在同一个层面。 一个改变了秦国的内部结构，一个影响了天下格局；一个打造了秦国强大的根基，一个帮助秦国在外交战场上纵横捭阖。 这就是为什么，看似同为秦国丞相、同为封君的两个人，实际地位却存在巨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