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论断： 从长远来看，全球政治将越来越不利于将霸权集中在单一国家手中。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不过，笔者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

布热津斯基（资料图）

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其综合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不断文脉的民族，中国一直管理着地球上最多的人口。在宋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曾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东亚范围内，我们管理的社会也非常复杂，涵盖了农耕、游牧以及半游牧半农耕、半渔猎等多元形态。人口众多，内在多元，而且治理时间如此之长。从现实来看，中国今天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功，实际实力非常强。强到什么程度呢？5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进步中心承认，如果一对一，美国打不赢中国。这意味着中国的潜能是可以超越美国的。如果将这种潜能充分发挥，布热津斯基的判断就有可能不成立了。但是，这中间需要一个转换过程。

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反思。中国历史上并不热衷于扩张。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也有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但总体上多数时候是以中原王朝为主体。中原王朝的特点是比较保守的，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修长城，这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战略。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其实际管辖范围主要集中于东亚腹地。尽管汉唐等强盛时期曾设立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等机构以经略西北，但对东南亚及更广阔区域的实质性管理依然十分有限。

万历十年（1582年）明时期全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种长期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于缺乏对东亚以外广大世界的直接治理实践，传统中国在应对超出东亚范围的全球性事务时，面临着管理经验与制度储备的先天不足。相比之下，西方自航海时代起，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再到美国，一直有着试图控制全世界的殖民传统。这种历史惯性，让我们对“G2”的说法本能地感到荒谬并坚决否认。但在拒绝被“捧杀”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正视自身：对于今天真正的全球性事务，我们确实还缺乏足够的经验与准备。

内外双重打击也重创了国人的自信。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作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对作为主体民族的汉人充满防范，甚至在文化上系统性地贬低和故意羞辱主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持续数百年压制和羞辱一个主体民族的文化现象是极为罕见的。此外，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带着坚船利炮而来，这代表着一种强势的新文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具有压倒性优势，这无异于一种降维打击。这两大历史节点的叠加，不仅让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现实困境，更打击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自卑烙印，由此导致我们内部自我贬低的倾向尤为严重。用个比喻来说，就是“虽然身体已经长到了1米95，但心里还是1米2的少年”。

笔者坚信，随着我们扎扎实实地发展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地超越，这种心理最终是可以扭转的。而且，美国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美国防范中国，把中国当对手天天打压，但又不会下死手，因为下死手他自己也会受重创。中美两国高度融合，美国打压中国却不将其彻底击垮，结果反而在客观上“培养”了中国。美国在训练，中国也在训练，中国借此走向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7月6日，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图为导弹出水瞬间。（图源：新华社）

当中国稳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不仅西方关注，我们自己也想知道，我们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性大国。我们自己说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但西方并不相信。西方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国强必霸”，所以断定中国强大了就一定会称霸。西方过去500年的历史确实是“国强必霸”。如果把时间线再拉长，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西方一直秉持这种强权政治思维，生活在霍布斯主义的逻辑中，信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世界，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强大了也一定会称霸。

然而，中国至少自建国以来的表现证明了并非如此。中国在用兵方面是非常慎重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中国就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相比之下，美国、印度、俄罗斯却频繁动武。如果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他们不相信，那该怎么办？笔者只能这样解释：中国的历史比西方悠久得多。我们从历史中不断吸取教训，得出的较好经验叫做“王道主义”，这与“霸道”是有区别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行霸道往往不能长久，而行王道才能长久。因此，当时就有“王霸之争”。至少主观上，笔者希望中国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能够行王道，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