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

一、稿本的类别

稿本是图书版本的最初形态。稿本虽少，价值却很高。稿本有许多名称，按不同性质类分，大约有以下几种：

1. 按写稿时间先后类分

（1）初稿本，即作者初次拟定的书稿。初稿本的字迹不整齐，甚至十分潦草，行格字数无一定之规格，或间有空白页留待补充。初稿本一般也是作者的手稿本，但也有他人代笔的特例。如吴兴刘翰怡请缪荃孙编《嘉业堂藏书志》，当时缪氏已届暮年，记忆力衰退，故初稿本中就有子侄代笔的篇章。还有一种“提纲稿”，是作者著述前起草的纲要，1959 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整理出版清刘文淇等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时，就参用过作者的提纲稿。

（2）修改稿，或称修订稿、改写稿，指经过作者本人或其亲友学生修订改写过的稿本。著书立说难能一次写定，总需要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才能成功。修改书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所以修改稿本的形式内容最复杂。修改稿既有在初稿本上作修改的，也有另成一稿的；既有修改一次的，也有屡经修改的；既有本人或他人单独修改的，也有数人合改的。如清徐毅编纂的《律例汇考》，乾隆四年（1739）初稿，在此后十五年中，因清政府三次修改律条，又作相应补充修改。以后又经王又曾等人修订过。这几次修订都批改在初稿上，书内贴满校改签条，通篇眉批夹注。如缪荃孙编写《嘉业堂藏书志》，未竟而身故。董康继之，董还改写了一部分另纸改稿，改稿又经傅增湘校阅批改。又如清嘉道间陈澧撰《东塾杂俎》稿本，是一部改定后准备发抄誊写的修改稿，书上有作者亲笔朱墨双色批文“要”、“删”、“合”、“空格”、“必存”、“另抄”、“注出处”、“此段要校”、“此段最要”、“此段必采”、“此段要大发挥”、“校毕发抄”等等。这些都是判定修改稿的依据。

（3）定稿本，即经修改后最终写定的稿本。如上海图书馆藏清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初稿本、定稿本二种。定稿本上有作者嘉庆四年（1799）的自叙，云：“创稿就而复易者三。丁未（乾隆五十二年）馆于寿氏，复改订之。至辛亥（乾隆五十六年）订讫为三十卷。壬子至乙卯（乾隆五十七年至六十年）又改一次，未惬也。戊午（嘉庆三年）春，更芟弃繁冗，合为十一卷，以《考证陆机疏》一卷附于末，凡十二卷。”凡经誊清的定稿称誊清稿。誊稿或为作者亲笔，或请他人代笔。如清李培《灰画集》的定稿本就是他自己誊清的。誊清稿上有作者自序说：“逐段立稿誊清，至今岁仲春毕其功。”定稿付送梓印的叫做付梓稿、付印稿。如清缪日藻撰《寓意录》定稿本，经徐渭仁校定付梓，书中夹有“上海徐渭仁紫珊校”签条数十张，还有一些批语，如“‘南有居士’下加‘缪日藻’三字”，“红字用小字双行”，“分两行作注”，“红笔两条俱不必刻入”，“‘真迹倒写’四字删”等等，类似今日编辑审定书稿后写给排字工人的关照语。

（4）原稿本。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后世一切传抄、传刻本来说，初稿、修改稿、定稿都是原稿本。而对修改来说，初稿是原稿本；对定稿来说，修改稿是原稿本。

2. 按著述形式来类分

（1）著述稿。略。

（2）笺注稿，即注释类著作的稿本。笺注稿往往直接笺注在印本或抄本的眉头行间。如清佚名撰《律例简明录》稿本，作者先抄录《大清律例》，然后用朱、蓝、墨三色蝇头小楷考证于天头、行间或空页上，校笺字数超过正文。而像清佚名撰《水经注注要》，则是注释在明朱谋玮刻本《水经注》上的稿本。笺注稿本要符合注释著作的条件，只有少数批注的版本是批校本而不是稿本。

（3）编纂稿，即编纂类著作稿本。有一种编纂稿是利用各种版本的书页编辑成的。如上海图书馆藏《澹生堂丛钞》、《天一阁建安七子集》等稿本，就是直接用澹生堂钞本、天一阁抄本辑集而成。辑集不是合订，必须有明确的编纂目的、意图，自成一书（大多是丛书）。

3. 按笔迹来类分

（1）手稿本，即作者或修订者亲笔书写的稿本。

（2）抄稿本，即直接据原稿抄写的稿本。

4. 按刊行情况来类分

（1）已刻稿。

（2）未刻稿。

其他还有进呈稿、写样稿等等名称。稿本的名称未曾作过统一的命名和规范，书目著录大多随本而定，随意而名。但基本上不出以上几种。

二、稿本的版本价值

稿本是图书版本的最初形态，它没有传写翻刻的舛讹，也没有后人的妄改臆删，是最可靠可信的版本。未刻稿的版本价值自不言而喻，即便是刊印过的稿本，也不失各种参考价值。比如可以用来校正印本之误，可以据以了解成书过程及作者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等等，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一些方面：

1. 印本不全，稿本可以补阙拾遗。如清陈澧撰《东塾读书记》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学术笔记，传世的刻印本很多，除单刻本外，《皇清经解续编》、《海粟庐》、《国学基本丛书》、《四部备要》等都收入，绝非珍罕之书。但是该书原有二十五卷，而传世的各种印本却都是缺本，存卷一《孝经》、卷二《论语》、卷三《孟子》、卷四《易》、卷五《书》、卷六《诗》、卷七《周礼》、卷八《仪礼》、卷九《礼记》、卷十《春秋三传》、卷十一《小学》、卷十二《诸子》、卷十五《郑学》、卷十六《三国》、卷二十一《朱子》。印本阙卷注明“未成”，实际上是刊印时未见到《东塾杂俎》十卷稿本。这部稿本的书口印“东塾杂俎”，卷内印“东塾读书记”或“读书记”等名。十卷分别为：卷十三《西汉》、卷十四《东汉》、卷十七《晋》、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辽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国朝（清）》、卷二十五《通论》。这部稿本是仍处于原始阶段的初稿本，改动很多。据记载此后还有一个“重编稿”，但重编稿不知流落何方。故读《东塾读书记》者非读《东塾杂俎》稿本则不可称之完璧。

2. 印本传刻致误，稿本可以纠谬订讹。有一部清蒋良骐《东华备遗录》的乾隆间誊清稿本，共八卷，是通行的《东华录》三十二卷印本的祖本。《东华录》抄摘自《实录》、《红本档》等宫廷档案而成，叙事自清先祖至雍正十三年（1735）。光绪初王先谦续辑乾、嘉、道三朝史料，合编成《九朝东华录》。后又补辑成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东华录》，总成为一部编年体的清史史料长编，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参考书。1980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东华录》，为清史研究者称便。整理者花费大量精力，参校了各种印本和抄本，却遗憾地疏漏了这部《东华备遗录》誊清稿本。致使脱校了不少传本中的错字漏句，还影响了标点的正确性。

3. 印本与稿本非属同一版本系统，稿本可作参校之资。如明阎尔梅《白耷山人集》曾累经刻印，世行有清初刻二卷本文集、十卷本诗集，光绪时刻四卷本诗集、二卷本文集，民国时铅印六卷本全集，《徐州二遗民集》本中的诗集四卷、文集二卷等等。此外另有清李少云新编不分卷的《拟编次白耷先生文稿》清稿本，其中一些诗文篇章及文字句段与印本相出入，可供整理阎尔梅诗文集时参考资证。

4. 已经刊印的稿本，因有初稿、修改稿和定稿本的差别而可供研究所用。如清严章福传下初稿本《说文成议》、改稿本《说文决议》和定稿本《说文校议议》三部稿本，民国时，嘉业堂据定稿本刊印《说文校议议》，收入《吴兴丛书》。但因印本经许梿、蒋维培重订，难免千虑一失之虞，而现存修改稿《说文决议》正可用作参校。又如章太炎的名著《訄书》，屡版屡印，各本文字皆有出入。曾有学者专门研究《訄书》从原刻本至手校本、重印本、手改本，直至改名《检论》的整个版本发展过程，以了解太炎先生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任何稿本都是孤本，保存孤本自然是很难很难的事。宋元人的稿本几乎没有了，明人稿本也大多集中在明末。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著录不少有价值的稿本书。如《惧庵拟存》稿本不分卷，作者黄鼎新生于明万历，卒于清顺治，江西吉水人。父黄显官明太仆寺卿，后降清，署湖西道。作者生逢明清交替之际，不仅目睹家乡战火连绵、人民涂炭的悲惨景象，自己也饱尝了战争的苦难，在诗文中多有反映，若记李自成起义、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南明轶事及家乡吉水的遗闻等等。有些明稿本是出自著名书家之手，如文徵明的《文衡山文稿》、钱穀的《吴都文粹续编》等。清代及近世，稿本流传日多，但旧时藏书家多不重视，书目中少有著录。迄清末民初始有改观，相继有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目》、《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傅增湘的《双鉴楼藏书目录》、刘承幹《嘉业堂善本书目》和公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等书目收录了相当数量的稿本，且多把稿本独立为一类。嘉业堂据藏稿本刊印过不少学术专著，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沈钦韩《王荆公文集注》、徐松《宋会要辑稿》等，有益于学林匪浅。

三、日记和书信

古人日记和书信的原件原函也常作稿本处理，经整理编辑后即能成书。

1. 日记

古代日记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献。鲁迅先生在杂文《马上日记》中说：“凡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是可以看出真面目来。”写日记大都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也没有拿去出版的预定目的，所以在记述历史事件、表达思想感情时无需故意掩饰的曲笔，其真实可靠性更在一般稿本之上。而且日记与一般著述的写作角度不同，记录的史料往往可补正史的不足，或可作旁证参资，从而使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相更显立体丰满。政界要员的日记中往往会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学界名士的日记则多有精湛的论学之道。如清孙宝瑄官任邮传部佥事，父兄都是清廷重臣，因而结交相识了许多重要政治人物，耳闻目睹了不少官场秘事，所写《忘山庐日记》，内容涉及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原稿藏上海图书馆，现已整理出版，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欢迎和重视。又曾任清末黑龙江电报局总办的屠寄写的《黑龙江驿程日记》，所记沿途见闻，是有关东北边疆近代历史的珍罕文献。又如清光绪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曾参与过多次涉外事件，他的《乱中日记残稿》记录了许多外交纠纷的始末细节，对搞清历史的真相大为有用。而袁昶另有一部《渐西村人日记未刊稿》，长达七十二卷，记自同治六年（1867），中止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所记颇多涉及清代同、光间学术界动态。或论书画鉴赏，或较历代校雠之得失，或评述历代诗文，或议论清末经学研究，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学术史资料。再有像清末著名文学家李慈铭，从二十岁起即开始写日记，直到晚年，数十年后，累积了日记手稿七十二册，名作《越缦堂日记》。日记记事起咸丰四年（1854），终光绪十五年（1889），除记述三十余年来读书心得，且于朝野掌故、日常生活亦多缕述，为近代日记中的重要作品。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曾据原本石印，另将日记中的学术笔记部分单独辑出，编成著名的《越缦堂读书志》。

2. 书信，或称尺牍、信札等

同日记一样，书信原函也具有稿本的作用和价值。在历代名人文集里，书信常作为一种文体单独列目，以后又出现了编集各种书信名篇的成书，如《历代尺牍大全》等。尺牍书信的保存也很不易，现存较早的名人尺牍大都因其书法艺术而珍藏传世，较多的则是近代人的书信。近人尺牍以史料价值见重，如 1979 年，在河北冀县发现了一批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等清末著名历史人物写给李鹤年的信。李鹤年字子和，奉天义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历任福建将军兼署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等官。这批信件就是他在任内收到的，内容俱系公事，不涉私事闲语。其中有左宗棠信述西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战事紧急，催筹粮款之事；有两江总督李宗羲信，叙述日美勾结侵略台湾及沿海边防的内情，以及台湾同胞奋起抵抗的情况、清政府的对日政策和交涉事宜等。由于写信的都是朝廷命官、封疆大吏，所述之事又系亲手操办，故其史料价值极高。信稿共二十五札，编辑后取名《清代名人书信集》。名人书信不仅是研究社会、历史的文献资料，也是研究他们本人的宝贵材料。例如近代名人王国维的书札，不只可以订补《王国维年谱》的某些误漏，而且本身就是王氏学说思想、学术活动的系统实录。他的书信，表达了“对时政的种种关切，对国家民族之所忧患，对人事进退的好恶，对交游向背的去取，直至师友间的学术讨论，文字切磋”，是研究王国维及其有关各种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他的部分书信已经整理出版，名《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共收录王氏书札五百余通，是目前较为完善集中的王国维书信汇编。有的学者经常就某些学术问题互相通信，切磋商讨，如新近整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辑了这两位近代著名版本目录校雠学家自 1912 年至 1947 年间的互往信札六百二十二件，对清末民初大户藏书流散，以及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搜集、研究、使用，多有所记录，是研究近代图书史、出版史的珍贵文献。

名人书信手稿的作用和价值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林则徐书札手稿》、《艺风堂友朋信札》、《汪康年师友书信》等一批名人尺牍先后整理出版，但在传世的名人书信中仅是一个零头。所以，整理书信原稿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经 崇文书局 授权，选摘自 严佐之 著《古籍版本学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