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形式主义的危害。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内恢复军委的主张批评指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的说法，“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红四军只有4000多人，且多处于行军游击状态，格外需要集中敏捷，在已有前委、纵委的情况下，设立军委是“在实际上不需要的”。

抗战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深刻剖析形式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思想根源上纠治形式主义，使党内很多同志真正懂得了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解决问题，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装点门面。经过整风学习，有的同志认识到自己“理论与实际的脱离”，表示，“我对于我过去是否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这一点，发生怀疑了”。“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他口头上是否承认或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而主要的要看他在实际行动上是否真能这样做”。

周恩来一贯反对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力倡要做实实在在的对人民有利的事。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过程中，个别领导未经报批设计就仓促开工，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导致工程暴露出很多问题，但葛洲坝工程是毛泽东批准的，谁也不敢就此停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1972年11月连续三次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他以水利工程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的高度责任感，强调“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果断决定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进一步修改设计，由此避免了因脱离实际可能造成的失误，为工程后续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到广东视察。他批评“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针对“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怪象，他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面对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判断姓“社”还是姓“资”，不能形式主义地看“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弃绝了各种形式主义的干扰，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摘编自《百年潮》2026年第2期 刘慧娟 黄亚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