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的两幅地图

1689年，在中俄两国的谈判桌上，双方各自拿出了一幅地图。清廷钦差手持将军郎谈绘制的《吉林九河图》，而俄国人则使用了一幅《鞑靼北部与东部图》（Nieuwe Lantkaarte van het Noorder en Ooster deel van Asia en Europa strekkende van Nova Zemla tot China），后者是荷兰制图师尼古拉斯·魏特森（Nicolaas Witsen）发布于1687年的作品。同德·威特的一样，此图采用当时欧洲流行的赤道平面投影，标有经纬度，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彼时东北亚地区的空间轮廓与地理学知识（图1）。中方的地图同样也试图描绘这片区域，但使用的是传统舆图的制作技艺，既没有投影法，也不画经纬线（图2）。因而，尽管两幅地图上都标识重要地点，山脉河流的方位也大致吻合，但制图技术的差别造成了认知上的差异。对此，协助谈判的两位耶稣会士都在日记当中有所记载，张诚记述道：

他们（钦差大臣）也许不知道北京与诺兹山脉之间的地方有多么大，当我们指出如在两地之间划一直线，它的长度乃在一千里格以上的时候，他们都很惊奇。而这确是事实，按照俄国人给我们看到过的一张地图，这支山脉抵达海滨之处，约在北纬80°。

另一位耶稣会士徐日升也在日记里指出：

我们问他们（清廷官员）对那些他们所要取得的地区是否有了解。当我看到他们对这些地区并无所知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这些地区有八百“里格”（我们是按经纬度计算出来的）。他们听到这些话，面面相觑，十分不安。

图1郎谈《吉林九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魏特森《鞑靼北部与东部图》BNF. GE DD-2987 (7372 B)

在耶稣会士看来，来自北京的官员尽管手持地图，但却对图像与疆域之间的实际对应与出入缺乏认识。故而，图中的“诺兹山脉”（今外兴安岭）一带看似只有“毫厘”，在俄国人的大地图上却差之“千里”，这随后引发的争议一度导致谈判陷入了僵局。徐日升将此解读为清廷官员地理知识的不足与外交经验的匮乏，而同行的张诚却将注意力放到两幅图的技术差异上，并另行打算绘制一幅新地图作为礼物献给康熙皇帝。

事实上，从尼布楚回京后不出数月，张诚便呈送了一幅新的《亚洲地图》。此图依照西式制图法，标有地理数据。彼时，亚洲地区尤其是北部地带最详实的数据掌握在俄国人手里，由于后者对西伯利亚地区长期封锁，外国传教士也很难涉足其中。所以，张诚这幅地图绘制得并不完整，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标绘粗陋，存在大片空白与模糊地带。然而，也正是这样一幅地图上的“留白”和“未知”，才让皇帝直观意识到朝廷对地理信息掌握的不足。相较之下，俄国人在谈判中对北方地理的熟悉和地图的精确，则更加引起了康熙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如果说在安定时期，统治者对于东西方地图的孰优孰劣尚无兴趣的话，身处帝国内忧外患非常时期（外有沙俄与蒙古部落，内有三藩、台湾等分裂势力），亲睐西洋科学的康熙皇帝必然会对张诚地图的实用价值刮目相看。

早在1686年敕修《大清一统志》时，康熙就指出，“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暇，朕将亲览”。尼布楚谈判之后，张诚的地图也让他进一步明白了传统舆图与西方科技之间的差距，皇帝本人还依照西洋算法，“亲视仪器，定方向，记丈量”，实际体验其准确性。与此同时，法国人也趁势劝请朝廷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地测绘和制图工程。

适逢1700年京城附近的白河决堤，康熙决定给予法国耶稣会士一个机会。1705年，他命其测绘天津地区的地图，一为防洪，二为判断欧洲制图是否准确。法国人在70天内就完成了任务。1707年，康熙又继续命令他们测绘北京地区的地图，并亲自将所得新图和旧图比对勘校，结论是“新图远胜旧图”。1708年，他再次委托白晋、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杜德美（Petrus Jartoux）等测绘长城一带的地图，并且自这一年开始，启动了全国性的土地丈量与地图测绘工作，由此诞生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

1718年《皇舆全览图》绘制完成后不久，地图的部分铜版与测量日志和资料就被拆分、密藏，陆陆续续偷运回巴黎。由于担心此举会惹怒清朝政府，1720年在华的杜德美写信要求巴黎耶稣会等待指示再出版。1725年，在耶稣会批准后，杜赫德神父请来了宫廷的国王地理学家丹维尔，由他重新编辑，并将地图收录在《中华帝国全志》的第一卷和第四卷中。然而，这批地图出版后，随即在欧洲知识界引发了连锁反应。不仅桑松、德利尔、丹维尔等陷入关于中国地图的论战，荷兰、德意志等地也出现了很多的仿制和盗版产品，一度引起了《特雷武报》、《学者报》等媒体上大量的笔墨官司。

所以，从全球史角度来看，从尼布楚谈判到《皇舆全览图》，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还有另一半故事仍有待讲述：1689年后张诚为什么要呈送《亚洲地图》？法国人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劝请皇帝进行全国测绘？又为什么要将其偷运回欧洲？在从巴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巴黎的地图测绘与传播过程中，除了中国和法国，又有哪些政治力量牵涉其中？

西欧的中国地图热

新航路开辟以后，全球各地的地图资料、经纬度数据和旅行日志被不断带回欧洲，同时，新推出的地图及其流通又构成了海外事业与领土扩张的信息指南。然而一直到17世纪末，欧洲在中国地理与制图方面的知识掌握仍然相对匮乏，已有成果主要来自于两种传统渠道：

第一种是根据海外探险与贸易船队的沿岸航行日志所绘的地图，集中出版在荷兰和比利时等地。1584年，奥特里乌斯出版《新中华地图》（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io），作者据考是葡萄牙人巴尔布达（Luis Jorgé de Barbuda），他在1577-1584年间根据菲律宾送回西班牙的材料以及西班牙地理学家艾斯卡兰德（Bernardino de Escalante）的《论航海》（Discurso de la navegacion, 1569-1577）所制，后者又是根据葡萄牙传教士与商人的航海记录整理完成。这类中国地图大都侧重于航线和海岸线的绘制，内陆地区基本没有具体的细致划分（图3）。17世纪洪第乌斯（1606）、布劳（1635）、扬松纽斯（1664）等人出版的中国地图也大都是这种绘制模式。

第二种是耶稣会到华后带回的中国地图。他们或是在《广舆图》等传统地图和方志基础上加工，或者是根据自己的旅行记录而绘制。例如桑松在其1656年的《中华王国地图》题铭部分指出：

这幅地图是对奥尔良公爵所藏的另一幅巨大而尤为精美的地图的简化，后者是马泰尔·内罗尼（Matteo Neroni）于1590年在罗马完成的。他是依据耶稣会士罗明坚（Père Michele Ruggieri）四部中国书籍与亲自说明而绘制的，我的这个简化版仅仅保留了最重要和次级重要的城市，其余信息没有空间逐一标示。

据考证，桑松文中所说的“中国书籍”指的就是1579年重新印制的四卷本《广舆图》，由罗明坚在16世纪末带回罗马。而1590年绘制地图的Matteo Neroni，有学者认为是利玛窦。在这段文字题铭的后半部分，桑松将1590年的中国地图与1655年卫匡国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地图做了比较：

我有一份卫匡国神父的中国地图，也看过卜弥格神父（Père Bouyn）即将出版的号称最优的那幅，前者总共有16幅各省地图，但却没有内罗尼的地图那般的尺寸规模。当我试图将两份地图比对合一时，我发现他们在各个“府”（城市）的数量与名称上存在巨大差异。

图3奥特利乌斯《新中华地图》BNF. GE SH 18 PF 224 DIV 4 P 4 D.

图4桑松《中华王国地图》BNF. GE SH 18 PF 224 DIV 4 P 7 D.

上述两类地图尽管有不同的资料来源，但都无法提供完整中国的地理图景，所谓的中国地图通常只描述了东南沿海一带，不仅对内陆地区描绘粗疏，北部的“契丹”“鞑靼”等地也没有绘制到地图中来，而且缺少统一经纬度和地名标准。因此，一直到17世纪后半段，欧洲市场上的中国地图仍相对短缺，已有的产品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尽快获得新的更加精准的地图也就成为了一种普遍需求。

与此同时，1678年法荷战争之后，路易十四决定将目光转向更具战略意义的天文、航海与测绘事业。他将此前成立的皇家科学院升级，确立其直属王室的机构地位，然后由它牵头，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土地的丈量与地图测绘，建立起适用于新型国家治理的调查、统计与地理信息系统。另一方面，在海外推行测绘计划，依托商贸、探险、传教等队伍来实施。所以1685年，张诚等六人组成的耶稣会士使团从布雷斯特港出发，航行前往中国。临行前，他们采购了圆规、日晷、象限仪等最新的观测设备，拜会了皇家科学院的相关学者。 此行除了奉国王之命，抢占“丰收在望”的远东传教事业外，其实还有另一项更为隐秘的政治任务——搜集中国的内陆数据，绘制新的地图。居伊 ·塔夏尔在日记中曾记述道：“国王成立皇家科学院后，致力于发展科学与艺术，所以特地派遣我们前往海外观测，进而修正地图，发展航海和天文事业。”

法国人的三个对手

然而，法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在中国新地图的绘制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1688年，第一批耶稣会士到达北京后，很快受到葡萄牙人的迫害；第二批人选择从陆路出发，却在欧亚交界处遭到了俄国人的拦截；在欧洲，他们要应付制图业的最大敌手——荷兰人，为了截获最新地图，政府、东印度公司和出版商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诱骗、抄袭、盗版、抢先印刷……以至于两国除了军事冲突外，诉讼官司与口水战也始终不断。所以，全球史视野下的地图生产也就不是机械式的信息打包、传递与接受，而是互动、参与、相互依赖、彼此博弈的动态过程。

法国人的第一个对手在欧洲。作为彼时制图行业的重镇，低地国家在地图的绘制上是一度领先的，作为新航路开辟的最早受益者，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沿海城市可以更早获得来自新世界的知识，出版商们还时常以特殊手段“截胡”耶稣会的资料。1655年，约翰·布劳之所以能出版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sensis），是由于后者在返回欧洲过程中逗留阿姆斯特丹，荷兰人设法得到他的这批资料，抢先出版了新地图。与此同时，荷兰、比利时的制图师也长期侵蚀着法国的市场份额，而在桑松等本土制图师声名鹊起后，阿姆斯特丹还出现了大量的盗版地图产业链，这对法国人构成另一种威胁。1736年，荷兰人盗版《中华帝国全志》的地图就引发了两国知识分子的论战，丹维尔表示：“几乎所有地图不仅仅在精确度方面与原图相差甚远，在雕版等方面也做的极差。”《学者报》上的刊文指出，“谁看这些地图，谁就必定陷入谬误”。不过让法国人恼火的是，这些境外印刷的地图不但成本低廉，还绕过了王室的版权审查，因而其实际传播与销量远比巴黎的正版更好。

法国人的第二个对手在欧亚交界处。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第二批耶稣会使团访华时，他还专门给康熙皇帝手写了一封信。然而，信却从未到达，原因是陆路出发的使团被沙皇俄国所阻拦，这也是17世纪欧洲对整个亚洲北部的地理信息了解甚少的主要缘由——俄国人封锁了路上通道，导致欧洲对中华帝国内陆缺乏了解，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地图在内容上并不完整。即便是1687年魏特森的中国地图，也是他在出访莫斯科后，根据俄国早年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活动记录制作的。

1689年，第二批的法国耶稣会士被困期间，才在莫斯科获得过这个地图的复本。因此，打通从欧洲到中国传教的陆上交通线是耶稣会长期的目标之一，俄国则是这条最佳路线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在1689年6月，张诚与徐日升北上参加尼布楚谈判时，绘制中国地图任务仍困扰于心。他既要尽心协助钦差，赢得朝廷信任，又要与俄接洽，设法为第二批法国传教士铺路，同时还要提防徐日升。

法国人的第三个对手在中国。一方面，传统中国的地图同人口、土地、统治密切相关，要么藏之户部由官府控制，要么付之一炬索性销毁。1688年，张诚等人抵达北京后，一度因为皇帝和官员的猜忌而不敢行动。另一方面，法国耶稣会在北京最大的敌人不是朝廷，而是以徐日升为代表的葡萄牙人。

1669年消灭鳌拜集团执掌大权后，康熙开始重用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set），后者在1680年前后致信欧洲，请求派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其中的一封信经由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拉雪兹（père la Chaise）辗转到了国王手里，这促成了第一批到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然而，根据1494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在远东地区没有葡萄牙国王的许可，任何传教士不得进入。张诚、白晋进京之后担任皇帝的老师，不但触犯了葡萄牙的“传教权”，还直接威胁了徐日升等人在康熙身边的地位，后者在南怀仁去世后实际主持了钦天监的工作。也正因如此，法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张诚等人刚一抵京，徐日升便没收了他们的观测仪器，禁止他们使用。为了将他们赶出北京，葡萄牙人还对法国人进行刁难、迫害和虐待，尤其是徐日升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们进行压迫，还规定他们不得用法语而必须用拉丁语和葡萄牙语写作，甚至扣留法国人的信件。这也是1689年康熙皇帝之所以同时派两人参与中俄谈判的原因之一。

欧洲到世界的网络

1689年尼布楚的两幅地图不过是17世纪之后由制图所展开的世界故事线的其中之一。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后，地图及其测绘行动深度融入了欧洲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进程。事实上，领土型国家的“线性边界”（linear boundary）理念最早就是出现在地图上，尔后才在内政与外交的实践中得以普及，并且改变了传统的空间意识和领土观念。

在此过程中，政治上的外交谈判与技术上的勘界制图是并行不悖的工作，而殖民地往往成为测绘与制图技术的试验场，其中的一些做法和惯例还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结束后，《埃克斯-拉沙佩尔条约》（Treaté de Aix-la-Chapelle）确立了英法在北美的殖民安排：英国夺取了法国的阿卡迪亚（Acadie，又称新斯科舍）。然而，在执行条款时，英国声称这一地区应当以圣劳伦斯河为界，包括南部的大陆和半岛；而法国人则坚持认为它只是芬迪湾以外的那个半岛。1749年，两国成立了划界委员会，在审阅已有特许状、图籍、地契和条约协议无果后，双方开始求助于地图：英国人援引法国出版的多幅作品，试图证明法语中“阿卡迪亚”的边界就在圣劳伦斯河。法国人也针锋相对，分别在三幅英国人出版的地图上圈出标有“阿卡迪亚”的半岛。双方的争议很快蔓延到地理学界，英国的布拉道克·米德（Braddock Mead）批评法国制图师丹维尔，认为后者在绘制地图时故意扭曲了这个地区的边界线。对此，法国地理学家贝林（Jacques Nicolas Bellin）毫不客气地反击道：“地理学是唯一且真实的，用它来支持任何的错误意图或不公正主张都是一种堕落，但在北美地区，英国地理学家近期绘制的作品恰恰如此。”

同样在拉丁美洲，法国和西班牙在划定本土比利牛斯山地区的边界后，决定将测绘制图的工作机制推广到海外殖民地，落实大同盟战争后《雷斯威克条约》的安排。1776年初，双方的殖民总督签署了圣多明各岛的测量协议，召集行政与工程人员进行勘界、测量与立碑，从而岛屿分割成为海地和多米尼加两个部分。

在1884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欧洲新旧殖民帝国对非洲的瓜分蚕食干脆先在地图上直接划线、交易，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测绘行动予以落实。在亚洲，中法战争（1883-1885）之后，为了迅速完成《中法新约》所规定的“会同勘定界限”工作，法国外交部除了提供各类地图、文献和资料图册之外，还专门配备了一批民事的合作者，根据相关档案中所列的人员名单，这些人“都潜心做过有关研究，而且都有专长，思想准备充分，在技术方面为完成任务提供了方便。”

因此，从17世纪起，地图测绘作为一种国内统治与国际交往的技术手段，不仅是领土划界与空间治理的参考，也是欧洲对新世界探索、占领与殖民的辅助。当英格兰在海外狂飙突进时，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在《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 1587）中写道：“给我一张地图，看看征服世界还剩下多少空间。”对欧洲人而言，新大陆的土地如同地图上的空白地带一样等待被填满，而随着制图业的发展，日益精准科学的测量技术与绘图方法使得大规模的领土“执掌可治”。殖民者们甚至罔顾当地实际，直接在地图上通过划线来分割土地，从1494年西、葡两国瓜分世界的“教皇子午线”到1947年的“印巴分治”方案，任意、武断、“图分天下”的举动充斥着帝国与殖民史，也在今天亚、非、拉美等地区留下了笔直醒目的边界线。因此，近代地图测绘实际反映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技术与地缘政治网络从欧洲向世界的蔓延。

（一）资本扩张的道路指南

马克思曾指出，地理大发现给欧洲的权力资本开辟了新天地，“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17世纪以后，在新旧大陆之间的海面，有无数支满载财富的船队穿行不息，跻身其中者除了传统权贵、新兴商人，还有众多的探险家、捕鲸人、海盗等等，而促成这些集合行动的条件除了逐利的意志，还有一系列新型技术的发明与使用，造船业和制图术就构成了这其中的重要部分。与之相应，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葡到低地国家地区，再到英格兰和法兰西，地图行业的出版中心同时也是资本、信息、原材料与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到了新世界，地图不但出现在列强分赃的谈判桌上，而且深度融入到他们在殖民地的资源攫取、经济开发与日常生活。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地图一方面反映了最新的地理发现与海外考察进展，另一方面也依赖于被带回的资料与信息，这就在专业生产与环球旅行之间搭建了一种实质性的合作关系。每一个旅人、每一只航船、每一次的探险都可以被视为是知识采集的“终端设备”，而全球各地的地理信息和数据图表也经由制图师的汇编、出版，不断向读者们传达关于航线、海港以及新发现土地等有价值的资讯。

图5漫画《1870年的欧洲》BNF. De Vinck 20021。此图反映了普法战争前的欧洲局势，作者是法国插画家哈多尔（Paul Hadol）。

图61898年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刊登的《时局全图》

（二）统治殖民的技术手段

无论是在最初的西、葡两国，还是后来的荷、俄、英、法，地图如同火枪、战舰一样，充当了殖民主义者的工具，而且不同于前两者，测绘制图除了服务于最初的占有、征服、暴力掠夺，在后期的土地分割、勘界立碑、调查研究、日常统治及移民管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已控制区域，新地图被用于确定村镇、道路、矿产资源与行军驻点的信息方位。对未占领土地，界线、色彩与留白时刻更新并协助着帝国扩张的下一步计划。

此外，地图连同其题铭、装饰及象征物也构成了一种宣传和美化的技术媒介。在欧洲之外，这种基于制图学的霸权更多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生产。泰裔学者威尼差恭的研究显示，西方人的制图规则强行改变了暹罗当地的空间意识与日常生活，这些看上去无害的知识和技术实际可以作为强有力的致命武器，“就像羊变成狼一样”。而在将本土世界强行纳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之后，地图也通过视觉意象与文化产品的营造，致力于维持、强化和延续话语霸权。无论是地图的生产者，还是制图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对地理空间的认识与呈现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包含着偏好、意图与价值选择。纵观近代西方的历史进程，从基督教时代的圣地，新航路上的海港，到奴隶贸易、的种植园，再到殖民主义者所命名的黄金海岸（加纳）、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地理发现的过程充斥着权力意志与利益算计，而作为其成果，地图除了告诉人们位置、环境与空间信息，也有可能误导、混淆，成为操纵舆论、扭曲事实的武器。

（三）大国竞争的隐形战场

所以，17世纪后期起，英、法等国先后成立了科学院、天文台等国家机构，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的地图测绘，另一方面，依托探险队、传教士、商业公司等在海外实施科考计划。在这场从欧洲到全球的制图浪潮中，谁掌握了最先进的测绘技术和数据信息，谁主导了相关的行业标准，谁就掌控了地缘政治时代的话语权。也正因为此，近代地理学与地图学的发展历程也就暗藏着一次次以知识、技术、科学为外衣的利益与霸权竞争。

1666年皇家科学院成立后，法国率先展开全国性的经纬线观测和地图绘制。到1744年，卡西尼领导完成了境内600个观测点、400座城市、3000个目标的数据采集，并绘制了涵盖800个几何网格大地图。差不多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叛乱活动（Jacobite rising, 1745）迫使英国政府启动了地理的勘测工作。1791年，地形测量局（The Ordnance Survey）正式成立，负责实施全英范围内的地图测绘。随着两国各自地图测绘工作的推进，围绕技术与行业标准的子午线之争爆发开来。通常，三角测量法需要事先划定一条零度经线（Prime Meridian，即本初子午线），作为全国乃至全球观测的基准线。法国最早将其设定在了巴黎天文台，并且先行展开了欧洲与海外的测量工作。英国在1721年后将其另外设在格林尼治的皇家天文台，而且很快迎头赶上，在其本土和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中推行这一测绘标准。在18、19世纪，两国在发布、推销、宣传各自的制图技术与测量成果的同时，也彼此攻讦，相互拆台，学术分歧的背后潜伏着争夺欧洲与世界领导权的斗争。1821年和1830年，法国和英国又先后成立了地理学会，制图学逐渐形成了独立、成熟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不过作为殖民、战争与霸权机器的一部分，双方对测量与制图标准的争执从未停止（图10-9和10-10）。

在凡尔纳的小说《测量子午线》（Aventures de trois Russes et de trois Anglais dans l’Afrique australe, 1871）中，英、俄的科学家联合在非洲南部开展的科考活动，为的是在三角测量方面超过法国，推翻巴黎主导的“米制”（The Metric System），但讽刺的是，合作尚未完成，两国就在克里米亚爆发战争，这个测绘制图的故事因而也成为19世纪帝国主义纷争的一种镜像。

科学与政治的结合

倘若从一种跨语境、长时段、全球性的知识生产网络来看的话，从布雷斯特到尼布楚，从法国到中国，制图反映了“知识-权力”范式从欧洲到世界的扩展。1688年，路易十四在给康熙的信中提到：中国皇帝也渴求有学问、具有欧洲科学知识的人，所以他特意加派了第二批耶稣会士。

图71886年展示英帝国的世界地图波士顿公共图书馆G5730 1886.C6

图81931年法国殖民博览会地图 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 75.5183

康熙本人也的确重视西洋技术，经常向张诚、白晋等人请教几何、数理与测绘知识。所以《皇舆全览图》的计划并非临时起意，而法国人的全程参与也不是意外之举。从1685年第一批的耶稣会士开始，测绘中国地理就伴随着强烈的政治动机。1688年，当航船刚抵达宁波一带的水域时，张诚等人便开始了测绘工作，而在此后的尼布楚谈判与多次陪同康熙巡游期间，他都沿途测量各地的经纬数据。与此同时，中国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地图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一种调查统计、科学观测的技术层面，法国的三角测量法与卡西尼制图计划走在了前列，也为其提供了参考。新的科学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物理学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土地，还在政治领域协助实现了精确、有效的边界控制与人口治理，这实际也促成了近代中国从疆域帝国向领土型国家的转变。

在《科学在行动》一书中，布鲁诺·拉图尔以拉伯鲁兹伯爵的探险故事为例，阐述了一系列由制图所展开的“全球性行动”。1785年，路易十六委托皇家海军的拉伯鲁兹伯爵率领船队航行前往太平洋一带，其主要目的就是探索航路，测绘地理数据。制图串联起世界范围内信息、资讯、知识在中心与边缘间的双向流动，也将关乎这一类行业的探索者、资助者、组织者、从业者与消费者等联结起来，形成了一种“正循环”。在法国内部，这种知识积累循环的核心在17世纪前期是宫廷制图师，在皇家科学院成立以后，掌握新技术的科学团体很快获得了优势地位，这其中的代表便是让-多米尼克·卡西尼，他在1669年从罗马迁至巴黎后，很快入主巴黎天文台，成为首任台长，同时也领导了王室资助的全国观测与制图计划。

而在海外，法国从17世纪开始构建由学者与测绘机构组成的“殖民机器”，它以制图工作为核心，统筹科学院、耶稣会、地理学会等团体及个人，支持法国在全球的事业。这些测绘组织也直接同政府当局、殖民公司等合作，一方面负责地形调查，为军队、航线、种植园等提供定制的图表参考；另一方面搜集自然、政治、经济、人文和生态方面的信息。1720年法国成立了海军地图局；1778年分化出独立的殖民地图局。同一时期，英、荷、德等国家也致力于构建系统化、科学性、有组织的全球知识体制，为现代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地图在欧洲”仅仅只是我们叙事的起点，如何借助于地图这种媒介，从载体及过程的角度打开近代地理知识生产与流通的“黑箱”，还原其政治社会建构的微观过程，才是重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认为，科学事实是一种文化性塑造，有其特定接受和扩散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其中的参与人员或机构都是作为“行动者”。埃利亚斯指出，科学团体（Scientific establishment）作为拥有资源垄断性与社会排他性的一种组织，其内部通常会形成以头衔、资质、权力庇护和经济社会资源标准而划分的等级制，在外部则不断共享、强化、传承着一套技术理性基础之上的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

作为知识的一种呈现形式，地图也是特定技术与社会文化的“科学建构”，在其客观中立的外衣之下，隐藏着价值取向、投影偏好、商业利益及权力意图，而这些都是与地图的制作者、资助者、传播者及消费者等息息相关的。1598年，奥特利乌斯将《地球大观》翻译成法语，取名《世界之镜》（Le miroir du monde），意为“观察人类历史与地理的一面镜子”。然而他不会想到，近代制图学在欧洲的发展很快将其转变为帝国主义与种族歧视的“有色眼镜”，大量新地图的测绘、制作与出版构成了对殖民主义掠夺统治的宣传、掩饰和美化。南美的“食人生番”、非洲的“狗头人”、中东与亚洲的“野蛮人”“异教徒”等，这些地图上的形象与命名无疑反映了近代西方的观念与价值体系，制图者通过地图标记，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价值空间，从而彰显其作为文明传播者的优越地位，为构建和巩固全球霸权制造舆论。正如施米特所言：

地理图景的巨变只是某种深层变革的表象，这个变革已经隐含在比如“空间革命”这一意义深远的语汇中。人们所谓的欧洲人的理性优势，欧洲人的精神，以及“西方的理性主义”，如今已经畅通无阻，大行其道了。它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起来，摧毁了中世纪的社团组织，建立了新的国家、海军和陆军，发明了新的机器，征服了欧洲以外的民族，并将它们扔在这一种困境中，要么接受欧洲文明，要么屈尊为其附庸。

因此，我们需要将对地图本身的分析扩展为考察其生产传播过程中的政治与社会关系——丈量、测绘、制图的技术与方法或许是科学的，但是发起、组织、实施这些活动却是复杂的权力实践过程。尤其是在17世纪以后的欧洲与世界，测绘制图的活动逐渐被科学院、天文台、学会等知识权威机构所主导，也被纳入到政府公共服务当中，而随着印刷工艺、媒介技术与大众阅读的发现，地图生产与行业共同体也突破了传统社会的限制，成为政治表象世界中的一支建构性力量。

一方面，在国家主权、技术理性与全球化的推动下，测绘制图是探索新世界的一种动力机制。它既综合了土地、科学与权力的三要素，不绘不知或存疑之地，只标理智的知识，又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变得愈加体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还同兴起中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领土-国家意识相结合。另一方面，政治表象的世界是被媒介所包裹的世界，符号、象征、仪式等通常都要经由绘画、图像、雕塑来呈现。而作为地理空间与领土国界的视觉载体，地图及其测量绘制技术的发展无疑丰富了权力表象的内容、形式及其运用场景，不仅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使得表象世界与事实世界深度结合，且这种表象与事实的关系不是机械式的客观反映，而是有选择、有偏好，有主观能动性的。既如此，作为政治表象的地图也就不仅反映了权力意志与国家利益，而且也积极形塑了现代政治。从这个角度看，围绕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也就有必要向权力技术史、科学政治学等方向推进和发展。

在法国耶稣会使华的一百年后，1785年8月，拉伯鲁兹伯爵也在东部海岸的布雷斯特港招募科考探险人员。彼时，整个欧洲都沉浸在对制图的狂热和探险故事的痴迷中，各国政府更是争相在科学考察方面加大投入。路易十六委托伯爵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探索太平洋海域的空白地带的，测量航路和数据，绘制地图。船队的招募引来众多的有志青年，其中就有一位16岁的科西嘉人，他因厌烦了巴黎陆军学校的生活，有志于投奔海军，参与制图。尽管他进入了初选，但由于数理几何的测试不合格，最终被淘汰了。一年后，船队在南太平洋圣克鲁斯群岛不幸遇难，无一生还，而那个没有登船的科西嘉人，就是拿破仑·波拿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