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古代，罗马人与我华夏王朝是否曾在真正的战场上短兵相接？他们彼此在历史长河中又处于怎样的时空位置？这一问题像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始终牵引着后人的想象与探寻，既神秘，又令人着迷。

有学者经过长期考证后提出，在大西北祁连山脚下的甘肃省永昌县一带，尤其是县城南约十公里的者来寨地区，不少居民体貌特征中似乎带有某种古罗马血统的痕迹。这种说法一经提出，便像一颗石子投入历史的深潭，激起层层涟漪，仿佛在暗示：古罗马与汉王朝之间，也许真的曾发生过跨越欧亚大陆的遥远交往，甚至是兵戈相见的历史回声。

英国汉学家德效谦也曾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并撰写《古代中国之骊罢城》一文。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曾将古罗马称作骊罢，后来又演变为大秦。在他的研究中，祁连山脚下史书所记载的骊罢城，被认为可能是西汉时期为安置古罗马军团及其后裔而设立的聚居地。围绕这一线索，众多史学研究者不断追索、拼合碎片般的史料，试图揭开两千多年前那段若隐若现的历史迷雾。

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由克拉苏、庞培与凯撒三巨头共同执政，权力在他们之间微妙分配、彼此制衡。庞培率军东征，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一带）；凯撒则挥师西进，征服外高卢地区（今法国、比利时、瑞士一带）。在两人功勋不断累积、声望日盛的背景下，原本实力最强的克拉苏感到了被边缘化的压力，于是决意通过一场远征重新证明自己的力量。公元前53年（西汉甘露元年），他率领7个军团、约4.5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东挺进，目标直指西亚强国安息帝国（今伊朗、伊拉克一带）。

当时，已经臣服于罗马影响之下的亚美尼亚曾提出建议，希望克拉苏从其境内借道，直接攻入安息帝国的伊朗高原腹地。然而，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克拉苏在权衡后认为，亚美尼亚境内山脉纵横、道路崎岖，不仅不利于大军推进，也难以获取足够的补给与战利品。更重要的是，即便未来攻占伊朗高原，还需依赖亚美尼亚进行间接控制，这对罗马而言无疑增加了额外成本与不确定性。

因此，他最终决定从小亚细亚半岛出发，直接进攻安息帝国富饶的两河流域平原（今伊拉克一带）。罗马军队的核心战力是重装步兵方阵，并辅以少量骑兵用于侧翼保护。这种方阵在攻坚与防御战中极具优势，但其短板同样明显——机动性不足，难以应对灵活快速的骑兵作战体系。

而安息帝国在长期战争中早已抛弃传统波斯式步兵方阵，转而以高度机动的骑兵为核心战力，其作战风格更强调速度、距离与消耗战，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北方匈奴的战法颇为相似。然而，沉浸在胜利预期中的克拉苏，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这种战术转变的深远影响，这也是罗马军团第一次真正面对完全不同战斗逻辑的对手。 战争爆发后，罗马军团试图以标枪发动初步打击，依靠重装步兵的冲击力打开局面。但安息骑兵始终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灵活游走，不断以射程更远的弓箭进行密集打击。面对持续消耗，罗马士兵不得不竖起厚重盾墙进行防御，希望等待对方箭矢耗尽后再寻找反击机会。然而，令人绝望的是，安息军队后方不断出现一队队骆驼，驮载着成捆的箭矢，源源不断地补充前线消耗，使得战场上的箭雨几乎永无止境。 在这场消耗与节奏完全被对手掌控的战斗中，克拉苏所率罗马军团最终遭遇惨败，克拉苏本人被俘并遭处决。只有其长子、第一军团指挥官普布利乌斯率领约6000余人突围而出，但这支残军最终去向成谜，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成为罗马史与后世学者长期追问却未解的悬案：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而鲜为人知的一种说法是，这支溃散的罗马部队一路向东、向北跋涉，穿越险峻辽阔的伊朗高原，最终抵达中亚的郅至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一带），并投奔了郅支单于。 直到公元36年，西汉西域都护府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率军4万征讨郅支单于。在这场战事中，据传部分俘虏中出现了疑似罗马溃兵的身影，并被一同带回中原腹地。此后，汉元帝下诏，将这些罗马降兵安置在祁连山下甘肃番禾县南部（今永昌县一带），并设立骊罢县予以安置。直至612年后，隋文帝时期，骊罢县才被并入番禾县，这段跨越时空的传说也逐渐沉入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