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岁的汪东兴，家里还摆着一排书柜。有人问他怎么看开放后的中国，家人先把话说轻了：老人家，确实有些成见。

这句话不大，却像一颗钉子。

北京西单一带的胡同里，汪东兴搬离中南海后住了多年。客厅不奢华，北墙一排书柜，柜里多是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西墙靠窗处，挂着毛主席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写给他的王勃《送别》。来客站在画前看，他也跟着看，眼神落在字上。

他没有急着说开放，也没有急着说钱。

这位老人，早年的路是从江西弋阳走出来的。一九一六年，他出生在清湖乡贫苦农家；一九二九年投身革命；一九三二年转为共产党员，参加方志敏等人创建的红十军。

那年他十几岁。

往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都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到一九四七年，他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

从这年算起，到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他在主席身边近三十年。一个人的习惯，会在三十年里刻进骨头。

新中国成立后，他做过中央警卫工作，也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他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

他最看重两个字：规矩。

有人写书，说他考虑问题时抽烟，高兴时喝酒。汪东兴听了不高兴，撂下一句：他几十年不抽烟，也不喝酒。

不是为烟酒辩白，是为细节较真。他怕后人写历史，掺水太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批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汪东兴来说，这不是报纸上的几行字，而是身边风向变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原来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忽然回到家里的书桌前。

门关上了。

可他没有把耳朵关上。晚年家人说，他仍关心时政新闻，还看家人从互联网上下载来的资料。

九十多岁的人，坐在书房里，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看。桌上是报纸，旁边是笔，手边仍是那些旧书。

外面的大街已经不一样了。商铺、广告、楼市、股市、下海经商，年轻人谈机会，也谈赚钱。

汪东兴看到这些，心里并非全盘否定。他知道国家富了，日子活了，许多旧年的短缺不见了。

可他的坎儿也在这里。

在家人眼里，他对开放后的中国有意见，所谓“有些成见”，不是见不得生活变好，而是见不得一些人只盯着钱、忘了纪律和人民。

他一辈子从警卫岗位走来，最怕的是松、散、乱。市场可以热，心不能冷；楼可以高，规矩不能塌。

这就是他的成见。

一九九四年五月，家乡修史的同志登门。年近八十的汪东兴头发全白，腰杆却直，戴着老花镜，对送来的稿子一笔一笔看。

他还提醒家乡同志，人物传里要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方志敏是全国著名烈士，要经常宣传；余汉潮是他走上革命道路最早的领路人。

人老了，记得最清的，常常不是官职。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五时二十八分，汪东兴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岁。消息传出后，许多旧事又被翻出来。

可在那个住了多年的胡同家中，最后留给人的画面，还是书柜、老花镜、铅笔和那幅《送别》。老人坐在桌前，把报纸边角压平，低头看字，像还在替这个变快的时代守一道慢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