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飞鱼说史

德国学者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曾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论断：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左右，人类经历了一个所谓的文化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世界上仅有寥寥三个或四个地区孕育出哲学和深刻思想——中国、印度、希腊，如果再加上以色列，这四大文明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全球的文化发展轨迹。雅斯贝斯的这一论断，将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置于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心，也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新的注视角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呈现出小国林立、争霸频仍的局面。虽然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其实际权力只在中央有限的地带有效。周王室衰微，已无法对诸侯发号施令。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率先称霸中原，其后的楚、秦、晋等大国也相继崛起。小诸侯国在大国和周王室的夹缝中摇摆不定，不知该依附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春秋时期的周天子，真的只是徒有虚名吗？如果穿越两千多年，仿佛还能听到周天子试图辩解的声音：我的虚名，依然有用。本文将从春秋时期的两大集团谈起，解析周王室与霸主、诸侯小国的错综关系，并探讨周天子在乱世中仍存的虚名。

周平王继位，东迁至洛邑以避戎寇，这是春秋时期的开端。此时，周王室已衰，诸侯各自为政，大国吞并小国，齐、楚、秦、晋四国逐渐强大，而政令多由这些强国掌控，而非周天子。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国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都位于中原四方边陲，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不断增强国力。

齐国、晋国相继称霸中原，秦国威震西戎，楚国则在南方雄踞一方。中原诸侯如鲁、郑、陈、宋、卫等，地处大国包围之中，经济发展缓慢，国力有限，最终成为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小国。在大国争霸的压力下，这些小国多沦为大国附庸，春秋时期遂形成了两大集团：中原霸主带领的诸侯国集团与南方楚国为首的诸侯国集团，从而呈现出齐楚争霸和晋楚争霸两个阶段。

大国争霸时，周王室与霸主的关系颇为微妙。以晋国为例，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余年，最终在秦、楚等国的支持下回国继位，成为晋文公。诸侯见晋国重振旗鼓，不得不信服其统治。周襄王遭遇危难时，晋国狐偃对晋文公建议：要得到诸侯拥护，不如高举勤王旗帜，这不仅能赢得诸侯信任，还符合理义，是晋国崛起的绝佳机会。当晋文公励精图治、上下同心之时，齐桓公去世引发齐国内乱，晋文公趁机成为北方霸主，实现了对中原霸权的接替。

晋文公与周王室的关系可谓相互利用又保持警惕。晋国虽尊崇周天子，但并非出于真心，而是清楚周天子身份的重要性。晋文公召周襄王前来，带领诸侯朝见，甚至安排天子狩猎，可见周天子已沦为称霸工具。孔子对此颇不以为然，批评晋文公谲而不正，认为其违背了儒家礼制，而周天子对此亦心知肚明，却只能利用霸主的力量维持自己的尊严与安全。

在春秋时期的两大集团中，小诸侯国同样面临生存困境，它们必须依附于大国以求自保。例如，齐楚争霸时，齐国的依附国有陈、鲁、卫、蔡、许、邢；晋楚争霸时，晋国的依附国包括鲁、卫、曹、郑、宋、杞；而楚国的附庸则有陈、蔡、许、沈、胡、郑、宋等。这些小国的依附关系随大国强弱变化而调整，完全是为了求生存。鲁国对晋国贡品不断、按时朝见，即使心怀不满，也不敢抗命；小国遇到生存危机时，又常借助周天子的天下共主身份争取生机，如卫国国君得以在周天子干预下获释，充分体现了周王室的象征性影响力。 综上可见，春秋时期的周王室虽名存实亡，其虚名仍有现实作用。对霸主而言，这象征着合法权威，稳固其霸权地位；对小诸侯国而言，则是保护伞，可在关键时刻利用天子身份化解危机。周天子的这种象征性权威维系了传统秩序，使得尽管争霸激烈，没有任何诸侯国能够完全取代周王室。然而，随着兼并战争加剧，周王室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到了战国，诸侯国林立的中原仅剩十余国，周王室彻底失去了实际权力，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