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学成归国之后落脚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是国内最早系统性钻研并且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传到国内，当时国内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类救国思潮交错泛滥，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在观望摸索出路，李大钊抢先撰写多篇评述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刊登发表，让国内大批进步青年第一次接触到无产阶级革命理念，慢慢转变自身的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阶段，陈独秀因为街头散发进步刊物被捕入狱，李大钊多方联络学界名流、社会各界力量来回奔走，顺利将人保释出来。1920年早春，李大钊亲自安排护送陈独秀搭乘骡车离开北京，路途之上两人深入交谈，敲定南北分头筹建党组织的想法，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筹备党组织期间，关于政党名称出现不同看法，有人提议叫作社会党，陈独秀拿不定主意特意写信征询李大钊看法。这里需要厘清史实，蔡和森最早在书信里率先提出共产党这一名称，李大钊十分认可这个提法，回信给到陈独秀之后，各地早期组织统一确定了最终名号。

1920年三月份，李大钊牵头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拢在校学子翻译外文马列书籍，同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落地成立。整个华北地区工人运动、青年进步社团、地方基层组织，全部由李大钊统筹打理。他一直主张理论不能只局限在书本和校园，知识分子要走到工人和乡村百姓当中。在他带动之下，北平多支平民宣讲团深入各行各业劳动者群体宣讲新思想，河北当地诞生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源头都离不开李大钊长久的实地布局耕耘。

上海这边由陈独秀主持全国整体筹备工作，一南一北相互配合推进建党全部事宜。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陈独秀当时身在上海未能到场参会，依旧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负责全党日常统筹运营。李大钊留在北京固守北方阵地，两个人基于地域条件自然划分工作内容，不存在职位退让或者刻意避开核心权力的情况。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日常能够近距离接触李大钊，后续他多次提及，是李大钊引导自己踏上研究马列、投身革命的道路。

两人共事多年十分熟悉对方的信念和行事风格，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北平整体政治环境急剧收紧，城内军警搜查频次大幅增加。身边亲友和同志察觉到潜在危险，屡次劝说李大钊去往外地躲避风头，他选择留下来继续运转地下工作。时隔一年，1927年四月张作霖下令抓捕李大钊，当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英勇就义，离世时只有三十八岁。彼时陈独秀身在武汉，听闻噩耗许久没有言语。后来陈独秀身陷牢狱，和好友濮清泉闲聊过往旧事，对方问到南陈北李两位核心创始人该如何对比，陈独秀直白说出内心想法，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长期地域分工让两个人的革命侧重点有着明显区别。陈独秀擅长舆论造势，聚拢南方知识分子精英搭建全国党组织整体框架。李大钊花费大量时间下沉一线，实地接触底层民众，长年深耕地方基础建设。即便身处险境，被抓捕之后面对军阀威逼、利益引诱，李大钊始终守住底线，《狱中自述》条理陈述个人经历，没有泄露任何组织人员和联络点位。

当时校园里面流传一句诗文，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能看得出来在当年进步青年眼里，两位先驱本就是并肩而立的存在。1933年李大钊举行公葬仪式，杨杏佛送来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短短文字道出当时革命者普遍的遗憾。外界总会借着陈独秀一大书记的身份，下意识把他排在早期创始人首位，党史定论两人同为建党核心人物，只是分工不同，贡献方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