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人们对科举制度耳熟能详，相关文章层出不穷，但提到武举，却鲜有人细细探究。事实上，从武举的发展脉络来看，明代可谓承唐宋而启清代，其影响深远，甚至延续至现代。这一时期堪称武举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关键节点。武举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制度设计虽保持相对稳定，但由于各朝代政治、军事环境以及统治者主观意志的不同，每个时期的武举又展现出显著差异。

研究资料显示，明朝期间共录取武进士4080人，相比宋朝的2300人有了明显增加，但仍远不及清朝超过8000人的规模。武进士人数的变化，折射出整个武举制度的传承与发展轨迹。然而，明代武举推用的停滞与疏通之难，也集中体现了这一制度陷入困境的现实。明朝实行武举的初衷，是为了收罗民间遗才，延揽英雄，广储将帅，以便内平暴乱、外御侵扰。武举推用的通畅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一制度的实际效能。

实际上，自武举设立之日起，其选将功能便未显著发挥。武举出身者不仅授职低微，而且常常淹滞难进，其推用之途并不畅通。隆庆以前，武举录取人数较少，而对授职的规范也不完善。低级武官出身的武进士，多仅获得幕职或守堡之类职务，三科武举推用更是难以谈及。许多武举人虽有科名，却不授职，社会关注度低，政治和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此时期，虽然武举停滞的问题尚不突出，但仕途通畅依然遥不可及。正德年间，武举人士如安国者命运凄惨，长年淹滞甘镇，虽名义上有授职，实则徒具虚名。

嘉靖时期，武举仕途停滞愈发严重，大量候缺武举待职。三年一行的武举，往往旧科尚未推尽，新科又已滞留，出现武科谒选者淹滞至一二十年的现象。万历八年，兵部曾指出武举难以推用的现状。自隆庆二年至万历八年，共录取武进士450人，而万历八年仅待推者便有180余人，其他淹滞之人另计，由此可见武举推用困境之严重。万历时，吕坤感叹道：今会举及三科武举虽非有用实学，然既登科目，文义自明，乃推升不尽，空老冠裳，不知举之为何，竟弃之无用也。武举设科原是为选将，而若选而不用，则武举失其意义。推用艰难不仅令人才空耗，还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明末京债问题凸显，武举群体尤为严重。一些武进士、三科武举不得不行贿谋求职务，滥用三科武举，辟此一途以便请托通贿，此即债务根源所在。

武举推用受阻，不仅导致许多才俊老死蓬门，败坏军政，酿成悲剧，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国家资源。此外，推用困境也极大打击社会尚武风气。面对困境，明人不断反思原因，寻求对策。虽然明代武将推用主要依赖世职、武举、纳级、奏讨等途径，但也并非完全局限。文武大臣若立军功，可荫其子为卫所武官，带世袭者亦可继承。世袭武官缺乏退出机制，加上明朝长期面临军事压力与财政危机，为延续国祚，内官、戚畹因与皇帝关系亲密，常奏讨或恩荫其亲属为武官，但纳职仅准承袭若干代，不可永远世袭。

随着世职推补与纳级之例增加，武官群体迅速膨胀。洪武至成化百余年间，武官人数增四倍，锦衣卫官更增八倍，膨胀之速令人震惊。正德年间，武官人数已达十万，而文官仅二万四千人，武官数量是文官四倍有余。如此庞大的群体，使得武举推用愈加艰难，始终处于候多缺少的境地。在武官推补中，世职和武举为正途，重视世职推补，次及武科，避免滥及白徒。

综上，世职、纳级等进用途径广，导致武官待选群体庞大，进用之途多，退出之道少，武官推用日益艰难。加之对世职的重视与纳级屡开，考核不严，无能之辈尸位碌餐，武举选出的将帅老死蓬门。为保证武举制度健康运作，明代不断采取措施疏通推用途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清查核实，以备推用。对旧科未推用武进士进行清查登录，确保资格明确，为推用做准备。嘉靖朝起，多次下令清查武举群体，造册登记。兵部在推用武官时，将世职和武举视为正途。

二是清理纳级，限制杂途。为保证武举推用通畅，林景旸主张加强审核，革除纳级，确保缺职数量，再依荐举、才能推用武举。万历后，多次颁布诏令，严格限制杂途推用条件，使贤者得进，庸者退。

三是划分比例，保证缺额。武官推用以世职和武举为正途，清理杂途同时划分推用比例，确保武举缺额。万历三十九年，科臣朱一桂指出，悬缺不易，世职占多，三年尽推武举屡屡告罢，故主张划分比例，使新旧科均得疏通，三七剖分办法得以贯彻。

四是增加部推，开辟缺源。万历以后，增加部推人数，并开辟旗鼓、中军专由武举推任的缺源，以提高推用数量。旗鼓中军主要由三科武举推升，天启五年，毕自严奏疏中亦明确提出此措施。

五是限制武举待推规模，完善推用程序。万历四十五年规定，旧科多而新科无者不予推用，减少旧科占用缺职，避免新科滞留，但也使旧科停滞更甚。在战事中，如统一由武举推升，实际操作不便。因此，朝野亦有主张唯才是举，反对过度推崇武科而阻塞它途。

总的来说，武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尚武之风，但明代武举虽人数不多，其停滞问题严重。多种疏通措施虽频出，但效果有限，未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选才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