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曾提到，SWIFT制裁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极其深远，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一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美元作为国际第一货币的特殊地位。也正因如此，一个更尖锐的问题随之浮现：为什么当代美国可以依靠印钞机不断扩张货币供给，用纸币购买全球其他国家的实物商品，从而实现一种近乎结构性的全球财富汲取？ 回望更早的历史，人类的交易方式其实极为朴素，最初是以物易物，用实物交换实物，简单却效率低下。随后，金银逐渐成为通行的价值媒介，成为人类社会对价值的第一次共识凝结。再后来，为了提升交易效率，纸币应运而生，人们只要持有纸币，就等同于持有相应数量的黄金或白银，因此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纸币也被形象地称为银票，仿佛一纸在手，财富便有所依托。 在一战与二战爆发之前，全球范围内长期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度，即以黄金作为货币的最终锚定标准。在这一体系下，各国每发行一单位货币，无论是美元还是英镑，都必须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撑。国家之间的汇率，本质上也只是不同货币与黄金之间价值比的换算关系。然而，黄金的总量几乎是固定的，当全球经济不断扩张、交易需求急剧增长时，黄金供给的刚性限制便显得愈发突出，货币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正是金本位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信用货币的概念逐渐兴起，各国货币开始逐步摆脱黄金约束，进入信用扩张时代。进入20世纪初，美国成立美联储，并在一战期间大规模扩张货币供应，疯狂印钞以支持战争与经济运转。仅在美联储成立一年多后，美国政府对其债务就已高达1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当时已极具冲击力。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主要货币普遍出现贬值，而美国却在战争中实现了逆周期增长。本土未遭严重战火破坏，反而凭借军工与出口优势积累了大量财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全球资本与资源，从而在战后成为最大赢家之一，完成了财富的结构性再分配。 二战结束后，为了重建国际金融秩序，44个国家共同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被确立为核心世界货币，并与黄金直接挂钩，而其他国家货币则与美元挂钩。黄金兑换体系被重新设计为：各国必须先将本币兑换成美元，再以固定汇率35美元一盎司兑换黄金。这一制度在客观上削弱了黄金的货币主导地位，同时也极大强化了美元的中心地位，使其成为全球结算体系的核心支点。

美元之所以能够居于中心位置，并非偶然。一方面，美国当时掌握全球约70%的黄金储备；另一方面，其在二战期间工业能力急速膨胀，GDP占世界比重高达56%，工业产值超过全球40%。彼时的美国，已然是无可争议的经济与工业霸主。虽然英法等国曾提出质疑，但战后欧洲重建高度依赖美国援助，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输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金融与货币霸权。 然而，这一体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不断向世界输出美元；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美元信用。这种双重要求本身就存在内在张力。 由于黄金总量有限，美元发行也受到约束。但随着战后全球经济复苏，对美元需求迅速上升，再加上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不断消耗财政，美国黄金储备开始持续外流，美元与黄金之间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关系逐渐难以维系。到1971年，美国流通中的美元规模已达到其黄金价值的四倍以上，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压力不断加剧，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崩溃。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自由浮动汇率体系逐步形成。美元不再受黄金约束，而是由美国国家信用与美联储体系作为背书进行发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元成为一种可以无限扩展的信用货币，美国也因此获得了通过货币发行换取全球商品与资源的能力，这种机制在外界看来几乎等同于以纸换实物。 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信任危机与资本外逃问题。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美国在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使其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而当时欧佩克国家掌握着全球超过70%的石油储量，沙特、伊朗等产油国甚至尝试通过减产推高油价并限制对美供油，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美国与西方经济体系承受巨大压力。这一危机也让美国意识到，石油不仅是能源，更是全球经济的关键杠杆，从而催生了将石油与美元重新绑定的战略构想。 于是，美国财政部长西蒙前往沙特展开谈判，推动美元—石油体系的建立。当时的沙特是全球最大产油国，也是欧佩克核心成员，每年石油出口规模约2000亿美元，占欧佩克总量约30%。虽然沙特拥有巨额财富，但其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国土防御能力有限，这使其在国际博弈中处于现实弱势。

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关键协议：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装备与安全保障，作为交换，沙特承诺石油出口必须以美元计价与结算，并将部分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一安排不仅稳固了沙特政权安全，也为美元找到新的锚点。 尽管这一制度对沙特而言并不完全对等，但在现实权力结构面前，其选择空间极为有限。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的定价模式迅速产生外溢效应，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纷纷效仿，开始接受以美元作为石油交易与结算的统一标准，并将赚取的美元进一步回流至美国金融体系。 从此之后，全球若要进口石油，就必须先获取美元，无论是通过出口商品、还是金融借贷。美元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通行货币。大量美元通过贸易与投资循环不断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推动华尔街体系迅速扩张，各类金融衍生品也随之兴起，美国金融市场进入高速繁荣阶段。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如中国、日本等，也长期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在赚取美元后，又不得不将其回流至美国国债市场，以维持本国货币稳定。如果不将外汇回流金融体系，国内货币可能面临通胀与贬值压力。因此，全球形成了一种循环结构：向美国出口商品，赚取美元，再投资美国国债，美国则借助债务不断滚动扩张货币供给。 到2019年疫情前夕，美国国债规模已高达23.3万亿美元，仅债务与利息支出就足以覆盖全球大量经济产出。2020年疫情爆发后，全球经济进一步承压，美国被迫再次大规模放水，通胀随之抬升，CPI创下40年来新高，并持续上行。 自疫情以来，美国累计新增货币投放规模高达32万亿美元。截至2022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30万亿美元，同时仍维持高额军费支出，例如2022财年国防预算高达7682亿美元。对比来看，俄罗斯2020年GDP约1.47万亿美元，美国债务规模甚至达到其20年经济总量的水平，债务规模之庞大可见一斑。

即便如此，美国GDP仍约为20.89万亿美元，但债务总额已达到GDP的150%左右。在财政长期赤字背景下，美国只能继续依赖货币与债务循环机制维持运转。一方面通过美联储调节利率与流动性，控制美元在全球的流入与流出；另一方面通过加息与降息周期，在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不断进行再分配与再定价。 这种体系在短期内确实能够缓解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它更像是在不断累积的金融泡沫之上维持平衡。一旦节奏失控，通胀与债务问题便会同步放大，形成更复杂的结构性风险。而美元体系的全球循环机制，也正是在这种信用扩张—回流吸纳—再扩张的循环中持续运转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