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帝国在朝堂之上整军经武、磨刀霍霍，准备对匈奴发起反击之时，汉武帝并没有只把目光局限在北方战场，他同时也在思考另一种更为长远的战略——以外交联络外部力量，构建反匈奴同盟，从更广阔的天地上对匈奴形成包围之势。 根据曾经投降匈奴的人的口述，汉朝得知一个极具分量的信息：匈奴曾击溃月氏王，并用其头颅制成饮器，极尽羞辱之能事。月氏人虽在战败后被迫西迁，但心中对匈奴的仇恨却深埋不灭，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也在等待一个能够共同讨伐匈奴的盟友。 正是这一消息，让汉武帝看到了撬动北方格局的可能。他立即下令，在朝中寻觅能够出使月氏的使者。这一决定，也由此拉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序幕——大外交家、大探险家张骞的传奇征程，就此启程。 这段历史的意义之大，连司马迁在《史记》中都以凿空二字来形容，仿佛是在荒芜的世界版图上凿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通道。而在后世西方汉学家的评价中，甚至有人将其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足见其开拓之震撼。 张骞，汉中人，在汉武帝初年以郎的身份入仕。当时所谓郎，并非普通小吏，而多为博士弟子中的佼佼者，或地方举荐的贤良之士，可谓年轻精英的汇聚之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汉武帝征募出使月氏的使节时，张骞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主动应命。 他带着一位名为甘父的胡人同行，同时还有约百余名随行人员，自陇西出发，踏上未知的西行之路。然而命运的第一道关卡很快便出现——他们必须穿越匈奴控制的广阔区域。最终，这支队伍被匈奴侦获并俘获，押送至单于面前。 单于冷冷地质问：月氏在我北面，汉朝使臣怎么可能抵达那里？若我派人去南越，你们又会允许吗？话语之间尽是讥讽与威慑。于是张骞一行被长期扣留，但单于并未苛待他，反而赐予一定优待，甚至为他娶妻生子，使其在异域之地滞留多年。 时间在草原的风雪中缓缓流逝，一晃十余年过去。直到匈奴对他的防备逐渐松弛，张骞才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随从悄然西逃，踏上归汉的艰险归途。

数十日奔波之后，他们抵达大宛。大宛国王早已听闻汉朝富庶强盛，见张骞远道而来，便询问其目的。张骞坦言自己使命在身，要前往月氏，并郑重表示：若能助我抵达月氏，他日归国，汉朝必有厚报。大宛王权衡之后，派人护送他们进入康居境内，而康居又继续引导他们前往大月氏。 此时的大月氏，早已物是人非。昔日的月氏王已死于匈奴之手，王后摄政，国家势力也已转而吞并大夏，迁居于富庶之地。经历迁徙与安稳之后，他们早已淡忘复仇之心，反而沉浸于新土地的富足生活之中，对匈奴的仇恨不再如昔日那般炽烈。 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一年有余，又前往大夏游历，亲眼见证西域诸国的风土人情与物产风貌。此后，他从南山一带踏上归途，准备返回汉地。然而命运再一次与他开了残酷的玩笑，他途中再次被匈奴截获，只得重新陷于囹圄。 在匈奴境内，他又被羁留一年多。直到单于去世，匈奴内部陷入混乱，局势动荡不安，张骞才趁乱携妻与胡人甘父一同脱身，终于踏上返回长安的路途。 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性格坚韧而不失包容，因此在西域诸族之间颇受尊敬。随从甘父更是善射之人，在冰天雪地、食物匮乏的艰难旅途中，他们常以狩猎充饥，方得以维持生命。 当初出发时一行百余人，历经十三年风霜雨雪，最终回到长安的，却只剩下张骞与甘父两人。这一归来，不只是人的归来，更像是一段时代的重启。 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西域通常包含三大区域：其一为今天的新疆，其二为中亚地区，其三则延伸至伊朗（波斯）以西，直至欧洲边缘。 其中新疆与中亚地区以葱岭为界，地理环境复杂多变。北部为广阔草原，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行国；中间横亘沙漠，如天然屏障；南部则河川纵横，适合农耕定居，是城郭林立的居国。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在此长期并存，也不断发生冲突与碰撞。

张骞此次西行，实际走的是西域南道，而归来则取道北路。他亲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又得知周边尚有五六个强国林立。回国后，他将这些见闻一一呈报汉武帝，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大夏见到了来自蜀地的筇竹杖与蜀布。当地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来自身毒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是通过贸易远道而来。 身毒位于大夏东南数千里之外，当地既有农耕文化，也有人乘象作战，临近大海。如果蜀地商品能流通至此，说明从四川通往西域的路径并非遥不可及，甚至可能更为安全可行。 汉武帝听后深以为然，于是尝试从四川方向开辟道路，由犍为出发，多路并进，直抵昆明地区，却最终因当地部族阻拦而未能成功。 后来在元朔六年，张骞因熟悉西域地理，被任命随卫青出征匈奴。他凭借对水草分布的了解，为军队提供重要指引，使行军过程大为顺利。此战之后，他被封为博望侯。 又过两年，他与李广出兵右北平攻打匈奴，但因未能按期抵达战场而受责，最终被赎为平民。与此同时，霍去病在西线大破匈奴，浑邪王率部投降。再往后两年，汉军在漠北大胜单于，匈奴势力被进一步压制。 从令居以西，匈奴威胁逐渐消失，汉帝国开始向西推进，设立酒泉郡，并修筑敦煌城。边疆由防御逐渐转向经营，新的格局正在形成。 汉武帝欲对匈奴进行更彻底打击，再次询问张骞西域局势。张骞指出，乌孙与大月氏原本皆游牧于祁连、敦煌一带，后因战争不断迁徙。乌孙王子曾被匈奴抚养长大，如今势力逐渐强盛，已不再完全受制于匈奴。若能联合乌孙，使其迁至匈奴旧地，与汉朝结为兄弟之国，便可形成断匈奴右臂之势，同时还能进一步联动大夏等国，构建更广泛的西域体系。 汉武帝对此深以为然，于是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西行，每人配两匹马，并携带大量金帛财物，正式展开更大规模的外交行动。张骞抵达乌孙后，传达汉天子之意，但乌孙王一时难以决断。于是他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宣示汉朝国力，同时安排乌孙使者数十人入汉回访，以亲眼见证汉帝国的强盛。

元鼎二年，张骞返回长安，被任命为大行之官，次年去世。一代开拓者的生命，也在历史的洪流中落下帷幕。 不久之后，他所派出的副使携各国使者陆续抵达长安，西域与汉朝之间的联系由此真正打通。最初是乌孙马进入中原，被汉武帝称为天马；随后大宛汗血马东来，其雄健更胜一筹，于是汉武帝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大宛马为天马。 马匹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当时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是战争与边防的核心资源。 与此同时，葡萄、石榴等西域作物也随之传入中原，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与农业图景。 此后，为求大宛汗血马，使者络绎于途，西域交流愈发频繁。尽管此前试图从西南进入大夏的道路未能成功，但也间接将昆明等地纳入汉朝版图。而张骞所规划的西南通道，直到千年之后修建滇缅公路才真正意义上实现。 随后，汉朝停止西南方向的继续拓展，转而以酒泉为核心，设立武威、张掖、敦煌三郡，并在西北边陲修筑玉门关与阳关，形成四郡两关的战略格局，成为通往西域的交通与军事走廊。 此后直至武帝晚年，对西域的经营主要集中在三件大事之上。 其一是车师之战。车师位于今吐鲁番一带，常与匈奴联动劫杀汉使，赵破奴奉命出征，攻破车师与楼兰等国。

其二是乌孙联盟的确立。面对匈奴威胁，乌孙向汉朝求援联姻，汉朝遂派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王，标志着汉乌同盟正式形成。 其三是大宛之战。汉武帝为求汗血宝马，派使者重金求购却遭拒绝，甚至使者被杀，遂派李广利远征。首战失败后再度增兵，历时四年，最终攻克大宛，获得三千匹良马而归，但代价惨重，得失并存。 此后西域诸国纷纷归附汉朝，丝路逐渐成形。汉朝在酒泉以西设立亭障与屯田校尉，保障商旅与军需往来。 然而李广利后来再次出征匈奴，却屡遭失败，甚至导致苏武被扣、李陵投降等悲剧发生。多年后，他又率七万骑兵北伐，最终在燕然山全军覆没，自己也投降匈奴并被处死。汉武帝晚年因此打击，加之巫蛊之祸的打击，逐渐心力交瘁，不久后离世。 而这一切的源头与转折点之一，正是张骞的西行。他以一己之力打通西域通道，使汉帝国得以断匈奴右臂，迫使匈奴势力西退。 这一历史行动的连锁效应，首先体现在西南与西北的扩张，其次是马匹与物种的输入——葡萄、石榴、胡桃、胡瓜、胡豆等陆续进入中原，极大丰富了农业与饮食结构。 更深远的影响，则在于东西方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开启。丝绸、铁器与汉文化向西传播，而西域的宗教与文化也逐渐东传，世界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彼此看见彼此。 汉朝以强大国力保障丝路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也形成了一种被后世称为大汉式和平的格局，使当时的欧亚大陆在相对稳定中交流融合。

因此梁启超赞叹张骞为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一大伟人。